哈哈，昨晚各处视频拜年，都没有时间上网来回帖了。现在揪着“猴”的尾巴（这可不是湘云灯谜里那个“后事终难继”的猴儿啊），再来跟MM磨磨牙吧（鸡似乎是没有牙齿的吧）。MM耳边又要嗡嗡地聒噪了~~~

对于薛家门第之事，咱们还是出发点不一样哈，所以结论便就南辕北辙了。只是我还是愿意以曹公书里介绍薛家时所用的“书香继世之家”为准，如果真如MM所说，当时社会是“官”、“商”两种身份决然互斥，不能合体的话，我也只好把关于“皇商”身份的考证资料只当做部分参考来看了。

先澄清一下哈，我提到“金声玉振”的时候的确是说的“金”、“玉”自古有借指礼具乐器（如，钟、磬等），自己觉得没有混淆哈。然而MM再对几个成语的出处以及青铜器和“金文”等概念有了进一步阐述一下也是好的。

而我后面所说金、玉必定要经过打磨加工才能“成器”则是第二层独立的意思，好似诗经里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所以才举出“金科玉律”、“金玉良言”二词来，只为突出一个“历经考验、价值始现”的道理。

我想这两重意思合起来便能看出“金”、“玉”二字合用代指“金玉良姻”，不仅能代表世俗所标榜的荣华富贵，还能被联想到儒家价值里的“正统”、“权威”、以及后天努力的个人修养和文化沉淀（传家历世）等意义，也就是MM所说的“深层涵义（上）的相通”。而在我看来，《红楼梦》是出于文人群体的一本小说（其创作目的不是面向“大众”出版），所以如果说曹公在遣词用字时只考虑其在街听巷闻里的世俗通义，而不参照其在文人圈子里的所能被联想到的“深意”，那似乎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即便是谈其世俗意义，金玉二字除了有关于家底“富”裕的联想，也有对于身份“贵”重的暗示，如“金枝玉叶”一词，所以我认为宝钗也该是个富贵双全的人，而若说她取了个“金”字便只富不贵，我还是觉得有些牵强的。

其实“金玉良姻”一词一出，我想大部分人都有“匹配”之感，而回归到当时的社会，门第相对该是最基本的“匹配”条件了。

我还是想在强调的一点就是，薛家是祖上先“贵”起来才继而“大富”的，而不是以商人身份先富起来了之后才有了婚姻嫁娶上的“上升空间”，这在“血统”上有本质区别的。

咱们可以拿孙绍祖家来举个例子，曹公是这么介绍孙家的：“这孙家乃是大同府人氏，祖上系军官出身，乃当日宁荣府中之门生，算来亦系世交”，这样的家底，虽当年看着比荣宁两府矮了一辈儿（只是门生），但好歹也是官家出身吧，按理说比起一般“商人之家”还是更好的。但迎春嫁给孙绍祖的时候，除了贾赦、邢夫人两口子以外，贾家稍稍有些理智的人都觉得不妥，贾母“不十分称意”，贾政更是“深恶孙家”，觉得孙家“并非诗礼名族之裔”。我想在贾府这样人家的眼里，所谓门第就是“诗礼传家”这个里子。所以像孙家这样哪怕也有官职，而且前景一片大好，但没有“诗礼”的血统便不是贾府的“良配”。因此，我认为迎春与孙绍祖这对才是书里基于金钱权势的谋算，俗之又俗，最最功利的一桩婚姻。但“金玉良姻”不是。

在贾府极盛之时，在连王熙凤这个最精明干练的管家谈起“省亲”时都眉飞色舞的时候，他们并不急于依附谁的财势贵势，而正是这个时候，元妃如此明白地授意“金玉良姻”，这就很难否定薛家以“书香继世之家”为前提的家世背景了。

其实我还是认为在门第上，宝钗和黛玉是同一阶级的，都是“诗礼”之后（但细分下来黛玉出身的确更高，只是不是“跨阶级”的高），不然黛玉认薛姨妈为母亲也就觉着怪怪的了。如果宝钗出身根本就够不上宝玉，他们的婚姻只是散发着铜臭的“苟合”，那这庸俗不堪的“金玉”与至真至诚的“木石”有和可比性呢？我觉得宝钗有些冤呐。

我想我和MM对于宝钗这个人物的理解也有不同的出发点。MM似乎把宝钗看做商籍之家经“诗书”洗礼后杀出的一支“新锐”，但我还是比较保守地把她看做是承袭并发扬了祖上的“君子遗风”。

这里牵涉到我一直没想明白的两个小问题：1. 薛家是从哪一代开始行商的；2. 紫薇舍人薛公是宝钗的曾祖父还是祖父。

我现在能肯定的是宝钗父亲在世时便是“皇商”身份了，因为书中有：“自薛蟠父亲死后，各省中所有的买卖承局，总管，伙计人等，见薛蟠年轻不谙世事，便趁时拐骗起来，京都中几处生意，渐亦消耗”，可见薛父已经是薛家各处行商买卖的掌舵之人了。

但书中又有“（薛蟠）虽是皇商，一应经济世事，全然不知，不过赖祖父之旧情分，户部挂虚名，支领钱粮，其余事体，自有伙计老家人等措办”，这句对于薛家祖父的身份交代得很模糊。但从“赖祖父之旧情分”这里我推测宝钗祖父不是商人，而是官中之人，而恰恰是凭借着他的官场资源薛家才有了“皇商”这个世代富贵的实惠差事。因为如MM所说，皇商虽富也是被四处盘剥利用的对象，薛家祖父如果仅仅是一个商人大概是没有多少情分和脸面让薛家后人都在户部挂名等等的。那么我姑且判断薛家行商是从薛父开始的。

而另一个问题便是，这位薛家祖父和紫薇舍人薛公到底是同一个人呢，还是父子呢（大概不会到祖孙那么远，相较于贾氏一族，从薛家只有“八房”来看，由薛公到薛蟠应该小于等于四代）。如果他俩是同一个人，那么薛公便可能是荣、宁二公中老年时候由科举入仕的后起之秀（与贾母、贾代化是一辈儿的）。如果薛公是宝钗曾祖父，那么薛家应该在宝钗祖父这一代也是做官的才对，也就是两代为官。

这好像把话题扯远了，但我想说宝钗离做官的祖上并不远，也就一两代而已，而祖上薛公看来也并非是一般武官或捐来的官职（如孙绍祖家），而更可能是有真才实学的重要文员（据我所知，张九龄、白居易、苏轼等都做过“中书舍人”一职）。且书里也明说了，宝钗祖父“爱藏书”，父亲也是个崇尚诗书之人，这怎么看都是诗礼传家的一脉相承，而不太像是薛父身为一介商人忽然生出对于诗礼之教的渴慕，因而才让宝钗读书识字的（书里也提到过薛蟠儿时读书，只是他自己不用心而已，可见读书识礼是薛家的常规，而薛家会读书的孩子可不只有宝钗一个呀）。因此，我还是认为薛父全心关注宝钗读书乃是从祖上传承来的家风使然，不是个人兴头和偏好。

至于宝钗的出身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宝钗自己所认同的出身背景，我认为还是读书人家的小姐才对。

这一点要请MM明察，我并非以人品反推出身，而是曹公一开始便说了薛家是“书香继世之家”，我才有了这个认识基础，也才越看越觉得宝钗有“君子之风”的。我决然不会反对正常的社会阶级流动（这是再好不过的事），也不是成分论者。但揣摩宝钗前后言行举止，我认为她就是把自己看做诗礼世家的女儿来为人处世的。

比如咱们先前讨论过的宝钗“兰言解疑语”劝说黛玉时说的那句“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在她自己的意识里，薛家就是诗礼之家呀。再看她后面对黛玉说的“咱们女孩儿家”、“你我分内之事”等语，俨然就是把自己和黛玉放在一个阶级里的。坦白说，如果宝钗只出身于低一等的商人之家，那么像黛玉这样书香世家的小姐读不读书，读什么书，根本就不该拿来和自己做比较的，即使宝钗要“劝导”，那也该对黛玉说“像你们这等读书人家的女孩儿”云云。而这里宝钗如此你我不分地说道，唯有她们真的都是同一阶级的贵族小姐才能显出她的真诚。

又比如五十七回宝钗看到探春送给岫烟一块碧玉佩时有一番感叹“这些妆饰原出于大官富贵之家的小姐，你看我从头至脚可有这些富丽闲妆？然七八年之先，我也是这样来的，如今一时比不得一时了，所以我都自己该省的就省了。将来你这一到了我们家，这些没有用的东西，只怕还有一箱子。咱们如今比不得他们了，总要一色从实守分为主，不比他们才是。” 这里很清楚，宝钗也是有这样富贵的装饰的（就连岫烟这个才要入门的新嫁媳也配备得有一箱子），那么依她之言，她生来便也是“大官富贵之家的小姐”了，只是近年来她眼见家里每况愈下，才务实地自发裁减了这些浮饰，以图树立节省的持家之风。想想看，如果宝钗根本就是出于一般商人之家，以她谦逊的一贯风格，她又何尝会说自己也有这些“大官富贵之家的小姐”才有的配饰云云呢？直接说咱们薛家就是不如贾家不就好了吗？

且这里似乎可以看出，薛家衰败之势比之贾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由“呆霸王”掌舵也难怪），所以如果说王夫人和元春早期是想依仗薛家的财势才想要联姻的，我尚还存疑。不过如果后书里贾家突逢变故需要与尚能“残喘”的薛家联姻以渡难关，那么倒是可以成功绕过贾母这个障碍来成就“金玉之说”。但我还是认为，元妃与王夫人看上宝钗是在贾家鲜花着锦的极盛时期，这时她们应该是对宝钗做出了综合考虑的，包括宝钗自身为人、王家亲缘、薛家财势等等，但最起码的还是贾、薛两家门第匹配。

再细想宝钗在各处的评论和言语，展现自己才学渊博之处不少，若不是她真是出自“书香门第”岂非显得不够真诚，有卖弄僭越之嫌了？如果宝钗信奉的是老庄之道，不羁于物，我行我素也就是了，但她心之所系的是儒家思想，最该讲求知礼守分的，那么身为商家之女，在各位大家小姐面前尽拣着各种诗书典故侃侃而谈，这也就不像是宝钗该做的了。而唯有她以同样世家大族千金小姐的身份说出那些话来，才显得恰如其分。

MM这里千万不要误会我认为宝钗如果只是商人之女便不该读书，不该展才啊。儒家最是讲个“当仁不让”的，这两件她都该。只是如果身份换一换，我想宝钗同样一句话里所用的修辞和语气恐怕就不应是我们现在在书里看到的样子了。

MM认为曹公以宝钗出身低微反倒修成“真君子”这一例来讽刺当时的社会现实，我倒觉得曹公用于宝钗身上的讽刺不在于此。在我眼里，宝钗是出身正统的君子，但讽刺的是，恰恰正是这位根正苗红的蘅芜君，即使殚精竭虑，做了她力之所及的一切努力也没能让家族的大船在风暴中转舵回航，这才证明了四大家族的衰亡之过不在于“人”，而在于“制度”：制度腐朽族人才会堕落，制度落后国人才会不振，一个宝钗，一个元春，出身名门，读尽圣贤，然奈其何？

我认为这才是《红楼梦》跳出儒家“人治”的圈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提出的有力质问。

关于“大家规矩”的问题，其实我以前也说过，我认为这个规矩便是《红楼梦》里诗礼之族的“里子”。贾母“破陈腐旧套”的时候也说的是这个理，要看是不是真的世家大族就要看有没有一个“礼”，也就是“规矩”。而当贾母说到不许家里的姑娘们听“杂书”的时候，李婶娘和薛姨妈都齐声说到“这正是大家的规矩，连我们家也没这些杂话给孩子们听见。” 当然，我们可以把这里看成是薛姨妈避免尴尬的附和。但薛姨妈说得不错，看宝钗回忆“烧书”的那段往事，薛家的家教就是很严的。我们看薛宝钗进大观园来也是丫鬟婆子跟着成群而来，为此抄检大观园也没有抄蘅芜苑，因为那里用的大都是薛家的人，“岂有抄起亲戚家来”的道理。这是薛家规矩大于甄士隐家的例子。

而我认为“规矩”可以作为区别门第的一个常规参考标准是因为：

1. 以前世家大族都是“深宅大院”，寻常人家是难以往里窥得一见的，就是想依葫芦画瓢跟着学学规矩，这个“葫芦”恐怕也是不易得见的。

2. “大家规矩”是需要极殷实的家底来支撑的，就是贾府祭宗祠的那一档子开销便恐怕够得上寻常人家吃住好久年的了。所以没有一定的财力和势力的基础是效仿不起的。

3. “规矩”是“知礼”的形式化，这不仅是排场，更是约束。比如即便贾政不在家，宝玉骑马经过父亲书房门口就必须下马牵着走过，这便是规矩（还是连宝玉都自发遵循的规矩）。诸如世家子弟每天在家里见不同的人便要换上好几套衣服这样具体到生活各个细微之处的“常礼”，平常人想来是没有这个时间和精力去“消耗”的。所谓“礼不下庶人”，庶人自由自在惯了，也并不一定愿意接受这些繁文缛节的“桎梏”。只有能把这些大大小小的“规矩”内化到生活的点点滴滴的家族才是“贵族”，才是“世家大族”（此处只谈治家道理，咱们且把“真名士，自风流”的那套个人哲学先放一旁）。

4. 据我所知，好些规矩也不是说要效仿便能效仿的，古代是等级制度的社会，大小事宜都有相应的等级规制。有些规矩，有了一定的“头衔”才用得名正言顺，不然就是僭越（我想这一点MM看的材料应该比我多）。所以世家大族所立下的规矩很多是从各自建功立业、为官做宰的祖宗那里沿袭而来的，普通“豪门富族”若是没有这个正当的源头，也不敢照搬人家的规矩。

诚然，薛家与各家都联有姻亲，日常往来密切，他们绝对有“抄袭”大家规矩的机会；而以“皇商”之资，他们也有支撑这一整套规矩的实力。但我们不能忘了，薛家所行的规矩是有源头的，这便是两三代以上的薛公，这些规矩不是附庸风雅，而都该是祖上遗风；而除薛蟠之外，薛家的每一个人几乎都是将“诗礼”内化到骨子里的知礼之人，大与孙家这样虚有其表的官家不同。这便是我一直认为薛家既富且贵的原因。

我还是得说“皇商”身份是把双刃剑的那番话，薛家此时不力争家族中兴便会堕向社会末流，对此宝钗一直自觉危机深重。但就宝钗与宝玉议亲的当下，薛家恐怕还是自认，也是公认的“贵族”才是。

MM“至贵者宝，至坚者玉”这个联想好啊。我也不妨借此来说说“宝”、“玉”二字吧。

我认为MM在此处引用说文解字来阐述“宝”的意思恐怕有些不妥。我们看文字由来的时候，人类社会生产力还那么低下，绝大多数人都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除了三皇五帝这类被后世神话的古人，哪里还有人在追求“精神价值”呢？那么如“宝”、“珍”等字的原始含义必然只是局限于物质层面了。所以我们不能把二宝的“宝”只做物质上的富足来讲。哪怕再加上MM附加上的“贵重”等义，宝钗得一“宝”字还是只得一个富贵的象征，那也不足以概括宝钗其人。

我倒觉得可以借用咱们以前讨论过的《论语》里的“文”、“质”二义来理解这里的“宝”、“玉”二字。

“至贵者宝”说的就是这个“文”字，是在人文社会里被形式化的相对价值，包括MM所说的“富贵”，也包括礼乐、伦理、道德、文章，是世俗价值体系的整个集合。它代表一个时代的总体利益，但也可能随着社会的演变而失去意义。这是二“宝”之“贵”。

“至坚者玉”说的便是这个“质”字，是天地之性，自然所赋，不假修饰，也不随朝代时空更替而转变，是至诚至坚的恒远价值。对于性灵超然的个体来说这是毕生所求，但对于普罗大众来说又不足以兴国安邦。这是二“玉”之“坚”。

原来MM这个“玉郎”是指的蒋玉菡呐，是我误读了。只是这样一来，前面两句“桃红又见一年春”和后面两句“怕有渔郎来问津”的时间先后顺序会不会有些颠倒了呢？

不过MM也不用太拘泥于字句之间了，先大刀阔斧地续起来吧，我怕我这个“求全责备”的性子倒要拖累MM呢。

MM提出得好啊，“生不能择，死不可免”，我们能做的只有把握过程。

我一直觉得MM是乐观无邪之人，心里一时有些悲意大概是因为前几天隐隐对自己健康有所忧虑的缘故，我想不用我来“敲醒”，MM天性使然，只要身体康健，心情自然就能开豁了！

我也跟MM一样，一边读《红楼梦》一边读自己的人生，我想咱们这些非学术追求的读者都该是这样。其实人生难免会有不如意，我自己便时常叽叽歪歪地抱怨个不停，但也会像MM这样沉下心来问自己，你要人生重新来过吗，不要；你要和谁交换人生吗，不要；这两个问题一回答便觉得知足了。

大学时候，英美文学上得乱七八糟，但梭罗的一句话印象还蛮深的：

“I went to the woods because I wished to live deliberately, to front only the essential facts of life, and see if I could not learn what it had to teach, and not, when I came to die, discover that I had not lived.”

这大概就是这位哲人去湖边做了两年“野人”所得的最精简的了悟吧。

只是这样“极简”的生活所得，与《红楼梦》里“极繁”的社会所感，最终总结出的好像都是同一个道理。生死之间，到底剩下什么。什么才是“essential facts of life”。

只是我认为《红楼梦》还不止于此，它带我们寻找“真实”，又让我们看到这一“真实”的幻灭。所以又追加了一个问题，“幻灭”之后又该如何？

我最近时常想着警幻领着宝玉在幻境游历一番，又遣兼美与之体验云雨之事，为的就是“不过令（宝玉）领略此仙闺幻境之风光尚如此，何况尘境之情景哉？”，好使之有所顿悟。不想这反倒开启了宝玉的意淫之乖，让他对红尘的留恋之心更眷了，好像是适得其反了。以前总是想不出这里的道理来，觉得警幻也有“失手”的时候。

但现在想来“执”和“悟”可能是一体两面，没有“执”过，又怎么谈“悟”呢，这空得来的“悟”也未必靠得住。所以倒好像“执”得越深，才能“悟”得越切（当然，世间只“执”不“悟”可能是大多数）。好像宝玉，非得他深得黛玉铭心刻骨之情，深陷贾府极富至荣之地，一朝全了结了才能全放下了。

我想人生悲剧的根源便在于时间吧，时间流逝才有了世事变幻，才有了得失，才有了悲喜。所以才有“如花美眷，似水流连”，才有“良辰美景奈何天”。

但就好像MM所说，如果回归人生的起点和终点，这些原本是没有的，也都是会被收走的，那么当下所“执”便都是为了此后所“悟”了。既然如此，那咱们便认真地、放肆地、安心地“执”吧，等到till death do us part 的时候，再从容地、满足地、释然地放手，这样大概就是我们凡人的“悟”了。

所以，我非常同意MM所说的，咱们人生一世可不是为了最终的一个“空”字，而是安然于“实”，泰然于“空”的整体心境。而至于这个“实”字由什么来填充，这便是各人有各人的精彩了。

哎呀，大过年的说了些生啊死啊实啊空啊的话，该被袭卿打嘴了。

我提议咱们到元宵之前可以说说《红楼梦》里的“大俗大喜”之事。我提一个我认为《红楼梦》里最喜庆的场面，是“元宵开夜宴”的时候，贾母打赏演“文豹”那个小戏子的场景：

正唱《西楼·楼会》这出将终，于叔夜因赌气去了，那文豹便发科诨道：“你赌气去了，恰好今日正月十五，荣国府中老祖宗家宴，待我骑了这马，赶进去讨些果子吃是要紧的。”说毕，引的贾母等都笑了。薛姨妈等都说：“好个鬼头孩子，可怜见的。”凤姐便说：“这孩子才九岁了。”贾母笑说：“难为他说的巧。”便说了一个“赏”字。早有三个媳妇已经手下预备下簸箩，听见一个赏家太太赏文豹买果子吃的！”说著，向台上便一撒，只听豁啷啷满台的钱响。

哈哈，好一个“豁啷啷满台的钱响”啊！ 爱极了这里的“大俗”之声，虽然想来满台的钱于贾府而言也不值几个，但金银闪烁，流光溢彩，这哗啦啦的好彩头大概要响彻府里府外、街头巷尾一整年啦！

看紫气东来，也就此祝MM和各位朋友财源滚滚，阖家康泰，鸡年大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