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钟书学问很深，可是他却“痴气”十足，又有孩子般的童心。回国后的一个大热天，钟书在熟睡的女儿肚子上画了一个大花脸，挨他母亲一顿训斥，他不敢再画了。又有一次，我临帖时困乏睡着了，他就趁机饱蘸浓墨给我画了个花脸，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等我洗净墨痕，脸皮都快洗破了。他不敢再恶作剧，只好给我画幅肖像，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

阿圆渐渐长大了，父女俩常结成一帮反对我。我爱整洁，我搭毛巾，边对边，角对角，整整齐齐。

他们认为随便一搭更方便。不过他们把毛巾随手一搭，我就重新搭搭整齐。

我们仨，却不止三人。阿圆长大了，会照顾我，像我姐姐；会陪我，像我妹妹；会管我，像我妈妈。阿圆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钟书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如有问题都勤查字典，到无法自己解决时才问钟书。在我们眼里他的形象很高大。可他穿衣吃饭，都需我们母女把他当孩子般照顾，他又很弱小。

一天晚饭后，他们父女俩玩得正酣。钟书怪可怜地大声求救：“娘，娘，阿圆欺我！”

阿圆理直气壮地喊：“Mummy 娘，爸爸做坏事！当场拿获！”(我们每个人都有许多称呼，随口叫。)“做坏事”，就是在她屋里捣乱。

我走进阿圆的卧房一看究竟。只见她床头枕上垒着高高一摞大词典，上面放着一只四脚朝天的小板凳，凳上端端正正站着一双沾满尘土的皮鞋——显然是阿圆回家后刚脱下的，一只鞋里塞着一个笔筒，里面有阿圆的毛笔、画笔、铅笔、圆珠笔等，另一只鞋里塞一个扫床的笤帚把。沿着枕头是阿圆带回的大书包。接下是横放着的一本一本大小各式的书，后面拖着我给阿圆的长把“鞋拔”，大概算是尾巴。阿圆站在床和书桌间的夹道里，把爸爸拦在书桌和钢琴间。阿圆得意地说：“当场拿获！！”

钟书把自己缩得不能再小，紧闭着眼睛说：“我不在这里。”他笑得都站不直了。我隔着他的肚皮，也能看到他肚子里翻滚的笑浪。阿圆说：“有这种alibi吗？”(alibi：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

我忍不住也笑了。三个人都在笑。

解放后，我们夫妇得到清华母校的聘请。1951年开始了“三反、五反”运动。我们免得犯错误、惹是非，就离群索居，常挪用工作时间偷出去玩，颐和园后山的松堂，游人稀少，我们经常去走一走后山，动物园也是我们喜爱的地方。圆圆周末回家，有时和我们一同出游，1955年秋她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

1956年，我家三口人，分散三处，我下放农村、圆圆到了工厂，钟书则在昌黎捣粪，吃的是霉白薯粉掺玉米面的窝窝头。我们一家分离了三个月又团聚了，他居然很顾家，带回很多北京已买不到的肥皂和大量当地出产的蜜饯果脯。钟书是近视眼，但耳朵特聪。有时我们仨下馆子，就一面吃，一面看邻桌吃客的热闹。吃完饭算账的时候，有的“戏”已经下场，有的还演得正热闹，还有新上场的。我们吃馆子是连着看“戏”的。我们三人在一起，趣味无穷！

1978年，圆圆考取了留学英国的奖学金，可她出国一年，我们想念得好苦，争着读女儿从英国寄来的信；阿圆回国时，做了拿手菜孝敬我们。那段时间我们都有随代表团出国。有时，他俩在家会向我造反，他们连床都不铺，预知我将回来，赶忙整理。我回家后，阿圆轻声嘀咕：“狗窠真舒服。”我和女儿也会联成一帮，笑钟书是色盲，只识得红、绿、黑、白四种颜色，其实钟书的审美感远比我强，只是他不能说出颜色的名称；有时我们夫妇联成一帮，说女儿是学究，是笨蛋，是傻瓜。钟书每和我分离，必详尽地记下所见所闻和思念之情；我出国时，钟书也详细记下家中琐事还加上圆圆的评语。这种琐碎的事我们称之为“石子”，好比潮退留在海滩上的石子。

我们最终在现在我所住的三里河寓所安顿下来了。三里河，是我的家，因为有我们仨。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仨相守在一起，碰到困难，钟书总和我一同承当，还有阿圆相伴，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

这一晃就是几十年，我知道人间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了尽头。

将近冬至，北窗缝里的风愈加冷了。北师大校舍里常停电，暖气也随着停。阿圆的朋友要出国，我们就搬往小红楼去住。那两间房一朝南，一朝东，阳光很好。搬家很忙乱，可怜的钟书真是“劳动态度好”，他别处插不上手，就“拙手笨脚”地去扫那堆陈年积土。我看见了急忙阻止，他已吃下大量灰尘。连日天寒，他已着凉感冒，这一来就引发了近年来困扰他的哮喘。

他每次发病，就不能躺下睡觉，得用许多枕头支起半身，有时甚至不能卧床，只能满地走。我们的医疗关系，已从“鸣放”前的头等医院逐渐降级，降到了街道上的小医院。医生给点药吃并不管事。他哮喘病发，呼吸如呼啸。我戏称他为“呼啸山庄”。

小红楼也一样停电停暖气。有一夜，他穿了又重又不暖和的厚呢大衣在屋里走。我已连着几夜和衣而卧，陪着他不睡。忽然，我听不见他呼啸，只见他趴在桌上，声息全无。我吓得立即跳起来。我摸着他的手，他随即捏捏我的手，原来他是乏极了，打了个盹儿，他立刻继续呼啸。我深悔闹醒了他，但听到呼啸，就知道他还在呼吸。钟书急促的呼啸随时都会停止似的，急得我左眼球的微血管都渗出血来。

1994年钟书住进医院。我每天去看他，为他送饭，有时是阿圆来帮我。有一天，阿圆忽然对我说：“娘，我请长假了，医生说我旧病复发。”她动动自己的右手指——她小时候得过指骨节结核。“这回在腰椎，我得住院，”她靠在我身上说，“我想去看爸爸，可是我腰痛得不能弯，不能走动只能站着。我特来告诉一声，叫爸放心。”说完她就走了。

那天很冷，我惘然一个人从前门走上驿道。驿道上铺满落叶，看不清路面。钟书已经在病床上等我，我知道是瞒不住的，我照常盘腿坐在他床前，慢慢地委婉地告诉他。钟书听了好久不说话。然后他很出乎我意料地说：“坏事变好事，她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这话也给我很大的安慰。我们静静地回忆旧事，他也握握我的手，好像是叫我别愁。

从此三人分居三处，我还能做一个联络员，经常传递消息。1997年早春，阿圆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又是老人。

我们仨失散了，家就没有了。我却觉得我这一生并不空虚，活得很充实，也很有意思，因为有我们仨。也可说：我们仨都没有虚度此生，因为是我们仨。

有一晚，我做了一个梦，忽然钟书不见了，我大声疾呼。惶急中醒了，我埋怨他怎么一声不响地撇下我自顾自地走了。钟书安慰我说，那是老人的梦，他也常做。钟书大概是记得我的埋怨，叫我做了一个长达万里的梦。

唉，如果人生能如此，无论何时离去，也都了无遗憾了

只是苦了生者

大学时代，就非常喜欢杨先生的文字，流畅生动而不失幽默。

大家可以去学校的东亚图书馆看看，一般会有许多书籍，我就曾在那里找到过<我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