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學看中醫 --李致重

資料來源：http://www.tcmforum.com/forum2.php?forumID=100027&fGroup=expert

國學，是本國故有的學術文化，習慣上也稱國故。春秋至秦漢之際，是中國學術文化的
盛世。所以那時候，在國學的基礎上孕育了中醫，並成熟、發展至今，為全世界所獨有
。討論當代中醫發展的問題，當然不能忽視國學。

一、學問之道，國學為基

1923年4月，梁啟超先生應《清華週刊》記者之請，在「行篋無一書，而記者督責甚急，
以竭三日之力，專憑憶想所及」寫下來的《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中，將他認為的
「要目」分為五類。即「修養應用及思想史關係書類」、「政治及其它文獻學書類」、
「韻文書類」、「小學書及文法書類」、「隨時涉覽書類」。全部「要目」共計137種書
。其中，僅「修養應用及思想史關係書類」，就包括以下39種書：

《論語》、《孟子》、《易經》、《禮記》、《老子》、《墨子》、《莊子》、《荀子
》、《尹文子》、《慎子》、《公孫龍子》、《韓非子》、《管子》、《呂氏春秋》、
《淮南子》、《春秋繁露》、《鹽鐵論》、《論衡》、《抱樸子》、《列子》，《近思
錄》、《朱子年譜》（附：論學要語）、《傳習錄》、《明儒學案》、《宋元學案》、
《日知錄》、《亭林文集》、《明夷待訪錄》、《思問錄》、《顏氏學記》、《東原集
》、《雕菰樓集》、《文史通義》、《大同書》、《國故論衡》、《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先秦政治思想史》、《清代學術概論》。

同年，胡適先生也應《清華週刊》之請，為清華同學們擬出《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
》。這份「書目」分為「工具之部」、「思想史之部」、「文學史之部」三類。儘管他
對文學史方面有所側重，但是從思想史的書目而言，與梁先生的選書思路，可以說基本
一致。梁、胡二先生學貫中西，是中國一百年來「新文化運動」中頗有建樹和影響的人
物。他們對於國學的立場，當然值得人們重視。

梁先生在上述「要目」之後，還特別為青年學生附了一份《最低限度之必讀書目》。他
解釋說：「『要目』中所列五項，倘能依法讀之，則國學根基略立，可以為將來大成之
基矣。惟青年學生校課既繁，所治專門別有在，恐不能人人按表而讀。」因而推出了「
無論學礦、學工程學……皆須一讀」的「必讀書目」。這一份供「所治專門別有在」的
各種專業大學生通用的「必讀書目」中，包括以下25種國學重點書：

《四書》、《易經》、《書經》、《詩經》、《禮記》、《左傳》、《老子》、《墨子
》、《莊子》、《荀子》、《韓非子》、《戰國策》、《史記》、《漢書》、《後漢書
》、《三國志》、《資治通鑒》、《宋元明史紀事本末》、《楚辭》、《文選》、《李
太白集》、《杜工部集》、《韓昌黎集》、《柳河東集》、《白香山集》。

讀過梁先生的《治國學雜話》、《要籍解題及其讀法》、《讀書分月課程》，他要求青
年學生必須學好國學，其用意可以概括為以下四個方面。

其一，陶冶道德、人格。他認為，「若並此未讀，真不能認為中國學人矣」；「你的人
格，先已不可問了」。他強調，「學問之道……所難者莫如立身，學者不求理義之學以
植其根柢，雖讀盡古今之書，只益其為小人之具而已。」

其二，主張文化多元。他自己認真地讀過許多西學的書，比如《萬國史記》、《瀛環志
略》、《列國歲計政要》、《格致須知》、《西國近事彙編》、《談天》、《地學淺識
》等。但他認為，在以傳播當代自然科為主的清華學堂，「讀書自然不限於讀中國書，
但中國人對於中國書，至少也該和外國書作平等待遇」。他強調，「任你學成一位天字
第一號形神畢肖的美國學者，只怕於中國文化沒有多少影響」；果真如此，「我們把美
國藍眼睛的大博士抬一百幾十位來便夠了，又何必諸君呢？」

其三，國學博大精深。僅從他「行篋無一書」，「竭三日之力」而寫下137種國學「要目
」的同時，並涉及推舉、評議後世註家的書目80種這一事實，既表明國學的博大精深，
也表明梁先生國學功底之雄厚。所謂發展、進步之說，只能是傳統基礎上的歷史性演進
。倘若置傳統國學於不顧，就好比欲建高樓，卻忘記了打好根基一樣。當代中國青年人
尤其要讀好國學的重要性，不言自明。

其四，增強記憶，磨煉思維。梁先生以為，只有「資料漸漸得豐富，再用眼光來分析它
」，才會產生思維的成果。這裏的「眼光」，其實就是由記憶、磨煉而來的成熟的思維
方式。中國古今的名人，包括獲得諾貝爾獎的7位海外華人，他們成功前的思維方式的磨
煉，無不得益於國學。

以上四點，對於每一個讀書人來講，都是缺一不可的。而梁啟超對國學的重視，首先完
美地體現在他的兒子梁思成身上。留學建築歸來的梁思成，其人格修養、專業造詣，尤
其為了國家民族，為了科學、真理所表現的忠誠、堅貞、無私、無畏的精神，是當代中
國讀書人的典範，是學子們永遠的楷模。

二、人文與思維，源頭在國學

就國學所涉及的知識範疇，大體而言，包括文、史、哲三大類；具體而言，涉及社會、
政治、經濟、道德倫理、邏輯等方面。一個健全的人格，需要有良好的人文素質；一個
成功的專門人才，更需要博涉人文知識。所以，西方的法蘭西斯?培根關於史鑒使人明智
，詩歌使人巧慧，數學使人精細，博物使人深沉，倫理之學使人莊重，邏輯與修辭使人
善辯之類的話，講的也是人文素質的方方面面。可見造就人才的“大成之基”，不論東
方還是西方，無不特別重視人文精神的培養。

《詩經》、《書經》、《易經》，無疑是國學之首。《詩經》屬於文學藝術範疇，《書
經》的內容著重於史學，《易經》講的主要是哲學問題。而文、史、哲都屬於形上性的
學問。所以從方法論、認識論來講，學習和研究文、史、哲，對於磨煉並善於運用綜合
─演繹的邏輯思維方法是至關重要的。這裏以詩、史、哲為例，做一些說明。

以詩而論，詩是文學中最精粹的藝術形式。凡論詩者，必言比興。「比」，是綜合、是
類比；「興」，是演繹、是抽象。在綜合的觀察中選擇出最恰當、最有代表性的類比，
由此演繹出最有感召力的藝術想像、意識、境界等，這就是詩的比興。所以人們欣賞詩
或者創作詩，應當是綜合─演繹的邏輯思維方法在文學領域的磨煉或者運用。

以史而論，史學是對歷史的現象及其過程的總結。綜合地觀察和研究諸多的歷史現象及
其過程之後，或從中得到某種具體的啟示，或從中總結出某些重大的觀念，於是便形成
了史學。所以讀史學或者研究史學，應當是綜合─演繹的邏輯思維方法在史學領域的磨
煉或者運用。

以哲而論，《易經》是人所共知的哲學巨著，《老子》、《墨子》、《莊子》、《荀子
》、《韓非子》和《論語》、《孟子》等皆屬之。哲學家所要面對的，是自然、社會、
思維、生命領域裏無限變易的現象及其過程。哲學家通過綜合地觀察、類比地研究，進
而加以演釋、抽象，方能從無限變易的現象及其過程中，領悟到以上各個領域的某些規
律和原理。所以讀哲學書或者從事哲學研究，應當是綜合─演繹的邏輯思維方法在哲學
領域的磨煉或者運用。

梁先生所謂的「磨煉思維」，就是指在國學的薰陶下，逐步提高學習國學、研究國學的
邏輯思維方法的過程。這種「磨煉」，是兩千多年來國學在治學方法上的突出特點。而
梁先生特別用「磨煉」而不用習慣上的「訓練」二字，其中別有一番心意。

三、國學為沃土，中醫是名木

人們常說，中醫是植根於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之中的瑰寶。這一句話，決不能當做一
個空洞的口號。

人們面對著天地間的萬事萬物，其中一部分事物，人可以運用分析─歸納的邏輯方法對
它加以認識。但同時另有一部分事物，人是沒有可能，或者沒有必要對它進行解剖、分
析的。當年國學所面對的，就是一個沒有可能，或者沒有必要對它進行解剖、分析的世
界。

而中醫所面對的「對象」與國學所面對的「世界」，在本質上是相同的──都是自然、
社會、生命領域的，不斷變化著的現象及其過程。因此都屬於形上性的，也都是「沒有
可能，或者沒有必要對它進行解剖、分析的」。

具體來說，「中醫研究的物件是生命過程中表現在整體層次上的機體反應狀態」。狀態
亦即哲學上所講的「現象」，在中醫裏稱之為「證候」。狀態是不斷運動、變化著的，
當然是沒有必要，而且沒有可能對它進行解剖。

正因為如此，國學的觀念和思維方法，本質上就是中醫的觀念和研究方法。尤其《易經
》、《老子》、《墨子》、《莊子》、《荀子》、《韓非子》等哲學論著中所體現的觀
念和思維方法，與中醫的關係更為密切。所以，以中醫的陰陽五行學說為代表，在天人
相應整體觀念基礎上的，以綜合─演繹的邏輯思維為特點的方法體系，就是中醫深深地
紮在國學之中的無法切斷、也不能切斷的根。

自然而然，任何一個學習和研究中醫的人，都必須在傳統的文、史、哲以及邏輯、道德
倫理中，健全自己的人格修養，提高自己的人文素質；進而磨煉自己綜合─演繹的邏輯
思維習慣，提升綜合─演繹的邏輯思維水平。使紮在國學中的方法體系這條根，更深、
更牢。

四、國學遭冷寞，中醫經驗化

近代中醫史上的最大失誤，是人們對國學的冷寞甚至背叛。從第一版到第七版全國中醫
院校統一使用的教材來看，國學的內容，微乎其微──國學遭受到冷寞，中醫便隨之朝
著經驗化的方向倒退。

幾十年裏，人們一直醉心於用西醫的研究方法改造中醫。然而，西醫分析─歸納的還原
性方法，與中醫綜合─演繹的系統性方法相比，兩者的思維方向正好相反。所以從科學
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的關係而言，用西醫的研究方法改造中醫的「西化」之路，本來就
是一條死胡同。人類的科學史表明，任何一門學科的形成和發展，研究方法是起決定性
作用的。幾千年來，中醫以陰陽五行學說為方法論，形成了自己的科學理論體系，臨床
技術體系。與此同時，也有長期積累的豐富臨床經驗。當紮在國學之中的研究方法的根
系被切斷的時候，中醫的科學理論體系與臨床技術體系將隨之衰落。而當中醫的臨床治
療失去原有的科學與技術體系支撐的時候，中醫便淪落為不見文化思想深根的浮萍草─
─游離於自身科學與技術體系之外的中醫，所留下的只是原有體系中的經驗部分了。然
而經驗是人類認知過程的初階段，它是不能稱之為科學的。這就是我們幾十年的「努力
」，所換來的「中醫經驗化」。

下面舉一些例子，對於理解「中醫經驗化」的緣由，或許有益。

1956年創辦北京中醫研究院時的主旨觀點，即發掘中醫遺產，繼承中醫經驗。

從20世紀60年代起，中醫病房制訂的「西醫診斷─中醫分型─協定處方」的模式，是典
型的「西醫辨病＋中醫經驗」的經驗性模式。這一模式，至今在全國中醫院延續著。

從20世紀60年代起，中西醫結合研究中以「證候群」為依據所制訂的中醫臨床診斷標準
，是典型的以感性認識為依據的經驗性標準。中醫的理性原則與科學標準，即藏象經絡
、病因病機理論基礎上的辨證求因、求機，審因、審機論治，從當代的診斷標準中徹底
的邊緣化了。

20世紀80年代以後，為中醫制訂的病、證診斷標準，照搬了中西醫結合所奉行的「證候
群」經驗性模式，以作為中醫病、證診斷「標準化」的依據。

1990年開展的「全國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工作」，其旨宗是「搶救老中醫藥專家
的經驗」。一輩一輩中醫專家們卓越的臨床療效，固然有不少具體的、經驗性的成份，
但是，真正的精華是在他們在中醫科學和技術體系指導下，靈活運用辨證論治的思想方
法和思維習慣。

1993年以衛生部名義發佈的《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1995年納入國家標準的《
中醫病證分類代碼》，從國家權威標準的高度，把「證候群」經驗性模式完全肯定了下
來。在此之後的多年裏，新藥評審與「三甲」醫院評審，這些原則和標準都是其中的重
要依據。

中醫大專院校內、外、婦、兒教材的各論中，幾乎無一例外地貫穿著「辨病分型」的思
路。尤其第六版《中醫內科學》教材中，竟然連以往每一「證型」之下的「辨證分析」
，也被刪去了。這就從學生受教育階段起，把「證候群」經驗性模式，全面地灌輸到下
一代中醫的思維之中了。2003年，「非典型肺炎」肆虐中國北方之初，中醫界所表現的
臨危乏策的狀況，是中醫全方位經驗化的表現。其後，國內制訂的「中醫治療非典型肺
炎的方案」，仍然重複著「西醫辨病、中醫分型」的經驗性思路，而非傳統的辨證論治
的原則。基於上述，當前中醫的現狀是：基礎理論的科學價值失去了作用，辯證論治的
臨床技術不善於使用，充斥教材和臨床的儘是經驗。這就是中醫的衰落。然而經驗不能
稱之為科學，所以這種衰落，其實意味著消亡。


這裏需要特別強調，今天展現在社會上的「中醫」，在很大程度上已經不是中醫本來的
、應有的形象了。所以認識和解決中醫衰落的問題，同樣要以中醫的科學理論體系和臨
床技術體系為著眼點。以經驗為著眼點來思考中醫的興衰，與過去把中醫視為經驗醫學
的偏見，犯的是同一個錯誤。

有人說：毀掉中國兩千五百多年的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有五十年就足夠了。這個說法
，其實並非誇張。五十年差不多關係著三代人，身在其中的我們這一代人，已經見證了
這一過程──國家為中醫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而人們在發掘、整理、提高
、發展、創新、現代化的歌聲中，把中醫的科學理論體系和臨床技術體系基本上毀掉了
。在這個過程中，中醫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根斷裂了，但又不可能一廂情願的把自身
嫁接在西醫的根上。這就使一個成熟的醫學科學體系，全方位地滑向了「中醫經驗化」
。

今天，當我們冷靜地從國學看中醫的時候，不能不又一次想到唐代魏徵的話：「求木之
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源泉；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國學是中
華民族思想文化的基礎，它的基因應當回到中華民族思想文化的靈魂中來，而不是僅僅
把它作一種遠去的學術去研究。當代中醫衰落的根本原因，是我們一百年來對國學的冷
寞甚至背叛。在為此痛心疾首之時，中醫應當儘快把國學從博物館請回到中醫學術和臨
床實踐中來，並深切希望從這一歷史教訓中，儘快生長出復興中醫的智慧和勇氣來！

（僅以此文，獻給英年早逝的同學、摯友何紹奇先生。該文的立意，是6月5日與他共同
討論而形成的。7月9日，當我帶著此文回到香港時，他竟於7日晨撒手而去了。驚聞噩耗
，心痛欲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