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梅花诗十首共计不过280字。竟涵括上千年间重大史事，历两宋、金、元、明、清，民初、民国、日本祸华以及反右、文革、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一一暗合无间，令人确乎不可思议，亦不能不令人惊叹！冥冥青史，其果有先定之天数乎？！《易》理深邃，于此诗可见一斑。岂可皆视为迷信哉？

　　《推背图》一类民间隐语哑谜，自古多有。其源略出于先秦两汉占卜辞及图谶耳。《史记》记秦时民谚“亡秦者胡”、“祖龙死而地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盖其类也。然俗传之《推背图》、《烧饼歌》一类皆语辞俚俗，格调低劣，出三家村夫子之手，虽假托名士，附会高人，不能掩其仄陋也。惟所传邵雍梅花诗十首，语辞清丽，意象深雅。

解 读 方 法

在破译此诗时，我们必须的假设是，在这十首诗中这些表面上似乎无内在联系而被神秘地堆砌的语辞及意象，确实具有某种历史意义，是负荷着历史信息的。

由这一假设出发，我们才有必要寻求其意义即解释。

　因此我们注意到十首诗以其前后的顺序可以假定组成一种递进的逻辑关系。而其中具有某些信息涵量极强的特定性语辞，似乎在暗示着某些特定的历史事件，或者说极易使人联想

某些特定的历史事件。例如：

　　汉天一白汉江秋，憔悴黄花总带愁。

　　“汉天”很自然会联想到是汉族，“一白”即光复。而“黄花憔悴”则很自然地提示了1910年同盟会黄兴为驱满复汉而发动的黄花岗起义及其失败和牺牲的72志士。

　　又如：

　　“忽逢甲子又兴元”，元本身很容易联想到元朝。而甲子，察一下历史年代我们立刻惊讶地发现“甲子”这一年代恰恰在元代历史中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至元初年的年号是在元代开国皇帝世祖忽必烈的甲子之年颁布，大元的国号又恰恰是与“至元”的年号相关。而由此过渡到下一“甲子”的60年间，恰恰是大元帝国的全盛时代。这一系列诗句的隐密信息由此似乎豁然可解。

　　更有趣的是，所谓“年华二八乾坤改”，提示了改朝换代的信息，而元帝国又恰恰是在元顺帝至正28年亡国的。这难道纯粹都只是无意义的巧合吗？

如果我们在一片旷古无人迹的沙漠中找到了几块精心雕磨过的石器，我们立刻会意识到这是人工的作品，这是智慧的产物，因为这种雕磨是负载着文化意义的。同样，如果在这些谜一样的诗篇中我们已读取到有意义的信息，难道我们仍然会认为这纯粹是一种偶然和巧合吗？

　　事实上如果将这些事件嵌入到上述诗篇的内在逻辑结构中，其历史意义立即隐然而可观。

　　那么我们会问，例如：

　　火龙蛰起燕门秋，为什么不是燕门春或燕门夏或燕门冬？为什么偏偏是燕门而不是雁门或山门或其他任何门？为什么是火龙而不是黄龙或金龙？换句话说，在这些语词及意象中也似乎具有某种特定和被设定的信息。

　　那么由此就出现了令人惊异的一点。我们如果确认这些诗句确实具有我们所赋予的那种解释的历史意义。那么这个作者就是确切知道会有一个元朝并且会在一个“28”年亡国，知道会有一个“燕子”在朱姓的皇朝时代“飞来”，知道山海关之战，以及会有一个“百花”运动的人。我们可以假定这些诗的作者生存年代并不在北宋，而例如晚在明或清，或民国那么由于他对在他之后未来事件的确知，以及他通过这些诗句意象的暗示所赋予人们的明确信息，我们还是会惊叹他的前知性。除非他是一个死于1980年以后的人，或这些诗篇作成于1980年之后。然而不，这些诗至少在明代已广为流传，并且明确地被认为是关于历史的一种神秘预言。事实上它收录在邵子的文集中。由此我们就不能不假定，历史似乎确实具有某种前定性，并且具有一种神秘的数字（易数）结构，这一结构使少数理解和会运用的人能够预知未来。（这也正是易数、易经和易学所以吸引人原因。）而所有深入研究过历史中伟大人物和事件的历史学家都知道，在历史的可知可见性和可操作性之外，人类历史是确实涵有某一层更神秘而超越人意志的另一面的。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所指的就是这一面。

？？？这些都是注定的吗？还是后人圆的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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