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我先生离开10天后星期天（10月11日）的上午， 那天是秋假（Fall break）。 我去图书馆旁边的电脑室去写作业。 因为第一次用学校的电脑， 我的Password 又不对， 无法打开电脑， 只好去找只好去找lab assistant 寻求帮助。当时在服务台工作的贺绍强非常热情， 不仅帮助我打开电脑，给我讲了一些用电脑的知识， 还说如果我们互留下电话， 今后有什么问题他可以帮忙。贺留了他的名字及电话，我也写了我的姓名及电话。 在我做作业期间，贺曾来到我的桌子前询问有没有事要帮忙， 我说没有。 他当时问了一些关于我的现状， 并说他知道我先生刚找到工作。 大约1：00 左右，贺又过来对我说： 2：00 电脑室会关闭，他知道有校园内有另外一个电脑室会在此时仍会开放， 他自己正好要过去，如我愿意的话，下班后可以顺便带路。在这里我根本没有邀请请他补什么课。 我进电脑室时，一个人用学生卡开的门，我只是跟着进入， 并没有注意门上有什么字。由于我在两点前确实完不成手头的事， 这个人是中国同乡，又在电脑室工作， 自然也就相信并赞同等2：00 时随他过去。

贺在2:00 时招呼我离开， 在去英语系Patterson Hall 的十几分钟里，他对我谈的是学英文的技巧和一些学习方法， 并再次说如果有困难他愿意帮助我。我十几年没进校门了， 入学后对很多事都不清楚，确实要咨询的事太多了， 又遇到了一个“热心’的中国人，因而对他这些话题很感兴趣。贺在初接触时确实给人的印象是热情实在的， 如果不把他在不同场合说的话来比较， 也确实不容易发现他的欺骗。 不仅我当时没有怀疑他的用心， 后来不是他用谎言编织的故事也欺骗了一些人吗？

我随贺来到 Patterson Hall， 因为他一直在说：你有什么问题要问的话我可以帮助解答。我这时感觉功课可以晚一时做，花一点时间问些学业方面的问题倒是必要的。 他领我来到一个教室， 摆好手椅让我坐下。 因贺当时在商学院读MIS硕士（他对公众一直说是经济学博士），和我同一个专业，我问了他几个关于专业方向方面的问题和几个课本中的语法问题。

没多一会，贺说我问的问题太枯燥，建议劳娱结合，一起出去看电影。 我回答说： 不想去。 贺又说可以带我去商店，我说没有什么东西要买。最后贺说：那去校园外好不好？ 我说：我真的什么地方都不想去， 我压力很大，在忙于功课。很短暂沉默后，我正在考虑去电脑室， 贺突然说：你很美，你知道我很喜欢你。并把手放在我肩头。 我感到很害怕， 对贺说：谢谢你，我已经结婚了。 祝你好运。 说完就往出跑。贺拦住我的去路，我吓的直哆嗦，哭着求他放了我。 贺根本不听，我与他抗争约一二十分钟， 三个衣扣被解开，由于蓝色纤维长裤的隐形拉链在背后，贺在动态中没有找到，所以状态还好。贺也没有达到目的。 当我借机逃出教室后， 贺追出来， 在楼梯口挡住我的去路并威胁说： 不要把今天的事说出去， 否则我不会放过你。

我平生第一次遇到这类恶性事件。 当我哭着回到家里， 刘教授在厅里看电视， 我直奔自己的房间， 拨通了我先生在亚城家中的电话。他的室友告诉我他不在家， 并会转告我先生。 一个多小时后我先生打来电话， 我把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 我先生当时建议报警，安慰我不要伤心， 他会尽快完成手头的工作， 请假回来解决。（电话帐单上有号码显示。政府控告人没有去调电话帐单， 在法庭上让贺的律师钻了一个空子）。 在我先生尚未回来的几天里， 我感到天昏地暗， 不之所错措。五天后星期五晚（10月16日）丈夫回来时， 我身上浮肿的部分已经消除， 但肢体上的淤血瘢痕仍然可见。 第二天（10月17日）我先生在盛怒之下去学校警察室报了警， 后被告知当事人需要到场， 又接我一起去叙述详情。

(3)

事件发生后， 贺曾经给我写过email， 甚至打过电话。报案后的第二天早晨（10月18日）， 我先生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的英文， 但对我名字的发音很准确。 经学校调查，值班人员叙述打电话人是一东方男子，除眼镜有所不同，其他特征与贺绍强相同。（见学校法庭纪录）

10月19日，校方及警方对性骚扰事件进行了调查。 先同贺谈话，之后学校的官员向我了解情况，看了我的伤势，纪录了受伤的状态， 但没有拍照。这个失误也让贺的律师钻了空子。

贺绍强一边在警察局的自述里说我有精神病， 向他借钱， 诬陷他等， 并欺骗美国警察说在中国妇女在事件发生24小时内不报案， 警方是不予受理的。（见贺的陈述）另一边又请一些人找我谈话，要求和解，并请我撤掉这个案子。

贺太太曾经多次骚扰我，撒泼似的打电话， 到电脑室与我纠缠， 甚至在法庭门外威胁我。

11月27日，我先生回孟城探亲， 我们象往常一样带室友去购物。 在大中华超市遇到贺夫妇。 由于他们一直骚扰我， 我先生想当面警告他们停止骚扰。 双方争吵起来，贺竟然报警说我先生打了他们。警察到达后问明情况， 看到没有任何打架的情况发生， 便把他们的地址交给我们，并叫双方离去。 后来就是贺绍强为了扰乱局势，逃脱罪行，把贺太太送进医院留观一夜， 制造了一个所谓被打打出血，陷入经济困难的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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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就贺绍强制造的几个骗局具体谈一下真实情况：

1）所谓被打打出血， 造成经济困境。

我先生根本没有动手打他们。 贺绍强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说法。 对学校说罗秦被打翻到在地上( 学校有记录存档); 在警察局的起诉书中说罗秦被打撞在shopping cart 上, 在医院的记录上显示, 罗被两个男人攻击, 撞在石头上，他在媒介上的说法更是版本不一. 更有甚者, 罗秦在法庭听证会上, 向法庭展示了血迹斑斑的内裤, 说是被打大出血造成的. 这么严重的“伤情”又有这么实在的“证据”， 难道法官是白痴吗？贺还在警察局的起诉书中说他们有现场证人， 但到了法庭又截然全无。

罗秦到底是否被打大出血？事实上，法庭及律师经过调查得知, 其一，商店的售货员证明双方确有争吵, 但无肢体接触; 其二，法庭调出罗秦的病历, 医生检查证明罗秦没有阴道出血, 没有任何被打的痕迹. 留院观察一夜的原因病例上写的很清楚，是严重的滴虫性阴道炎(severe trichomonas vaginitis)。因此法庭在听证后根据这两点撤销了对我先生的起诉, 更没有把这个荒唐的案子送到陪审团审理的事。

我们一直在咨询， 如何出示罗秦的病例才算合法。 这是贺绍强欺骗公众的一个主要环节, 也是牵连贺的几个案子的主线。 如果我们展示了罗的病例， 他们会告我们侵犯个人隐私。 不公布吧， 永远也无法让这个强有力的事实来证明他们欺骗的恶劣行为， 揭示几个案子的真相。 贺绍强之所以造此假案，一方面想让警方感到性骚扰受害的一方的丈夫做事很恶劣，另一方面试图以此博得警方对罗秦同情，从而放弃对他性骚扰的追究， 以便逃脱刑事惩罚。当然也为后来的贺梅案找了一个非常恰当的借口和理由。 如果人们同情贺家是在他们欺骗的前提下， 那真相大白后，不仅同情者会感觉到心灵的伤害， 最主要的是贺家后果是极其可悲的。 我想至少从两个地方可以搞到罗秦的病例：医院及法庭。朋友们应该去这两个地方取证，报社应该重新报道关于罗秦被打大出血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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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紹?娫刀源税副硎疽煲椤Ｋf﹐打人案是陪审团即將开审前忽然被撤销的﹐原因不明。不过，他的律師认为法院的做法不合法。他目前仍保留对齊曉軍的丈夫提起訴訟的权利﹐包括刑事訴訟和民事索賠。按照贺的说法，即使法院撤销有陪审团的trial也是发现了什么重要的线索， 何况法院从未安排过trial，贺只是欺骗公众而已了。如果说法官在听证会上掌握充分的证据证明罗秦没有被打，法庭怎么可能会安排判决庭（trial）呢？再说刑事案只有判决了之后，案子不能重审， 原告无法上诉（例如贺的性骚扰案，我是无法上诉的， 只有眼泪往心里流）； 所谓被打大出血案根本没有上trial， 他们确实可以重提此案，我们期待着法院能把调查结果，听证材料及证据公诸于众。但可悲的是贺的这个假案子永远也不会赢，因为事实证明他们没有被打，那个假案是他们诬陷，造假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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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和庭的说法

贺绍强称我为了帮助我先生而不惜尽一切力量告贺绍强。不错, 是我们一直坚持上告性骚扰案, 为此坚持了四年, 后来终于走到了trail. 而企图和解的不是我们而是贺家. 就他动用的官方人士就不下两三个，中国使馆原教育处的李光明先生就是其中之一。李光明先生在1999年初给我打电话，让我不要压力太大，问我是否可以私下处理此事；贺还托他的律师John Walt与孟大协商进行要求和解（mediation）。在此我们出示学校律师给我先生的信作为证据. 大学法律办公室的官员Ms. Story 找我和我先生谈过话， 并反复转达贺绍强要求和解的愿望。贺的另外一位律师Mr. Walton 曾经给我们的律师写信要求和解， 有信为证。 一直是贺在要求和解， 为什么到了媒介上说我们要求和解呢？ 我先生陷入的假案子在贺编造后一年多被调查撤销了，而性骚扰案我们却坚持了四年。 我们有什么必要与其和解？ 不可能。 2001年4月，我们的律师通知我，贺绍强要认罪（ plea guilty）, 我当时很高兴。 当时法院的Mr. Blackwood处理认罪的案子。 据说是被告一方提出申请， 经Mr. Blackwood报到法庭， 被告才被安排去认罪法庭见法官。 这件事贺对媒介说了吗？贺说他的律师都建议他认罪，和庭，他本人不同意。但为什么我们一次又一次接到他要求和庭的请求？难道这些律师都违背贺的意愿， 在不同的时期，背着贺与我们联系的吗？当贺看到我坐在听众席位上时， 他与其律师交谈， 并改变了认错的主意。贺为什么在和解目的未达到时，有认罪的意图呢？ 这些事实在法院应该不难被调查出来吧？贺的这种颠倒黑白的行为, 恐怕连他自己也会感到滑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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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我个人的诬陷

在我们报案后， 贺绍强的计策之一就是从人品上诬陷我， 以便让人们认为我是性骚扰和贺梅案罪魁祸首，其实贺是害人必害己。

诬陷之一：关于贺诬陷我和刘教授同居

我和先生当时在找到工作之前与清华大学的刘教授和租一套两居室。 刘教授是我先生两个要好的同学在中国多年的同学和同事。先生的同学托我们帮助刘教授，特别是每周带上他去商店买菜和生活用品。刘教授人不错，我们一直和睦相处。我先生找到工作后，我们不好意思也没理由让人家搬出去，而搬出去后在每周去商店时接来接去的更是麻烦。 当时此地这种和租房子的例子很多。

贺却对众人说我与刘教授同居， 说什么不知我身上的伤痕是他在下午2：00造成的还是晚上8：00 造成的， 因为我的室友是男性。从这一点也不难分析出，如果同居的话，还会有伤痕造成吗？ 事实是罗秦在大中华现场要求刘教授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为他们作证，刘教授说如果作证就叙述事实。 而事实是她未被打，罗秦怎能对刘教授的回答满意呢？ 罗秦怀恨在心， 曾经在学校听证会走廊上破口漫骂刘教授， 一方面侮辱他， 另一方面想激怒他，造成真的被打的事实以取得同情。 贺绍强更是嫁祸于人的高手，让外界听了之后对原被告的人品各打五十大板。 受害人本来就受到了很大的创伤， 若再让人们认为其品行不佳， 更是苦上加苦。 贺害人之手段是非常毒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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诬陷之二：关于贺诬陷我请他辅导生理卫生课, 和要借款$500.

请调查一下, Memphis 大学MIS专业本科有生理学和生理卫生课吗? 贺在有些媒介上改口说是生理学, 请查一下我毕业后的成绩单和学校课程要求, 请把法庭的纪录调出来，谎言是一目了然。 编造这种谎言要说明什么？无非是想说对方在勾引他。 我相信以前贺绍强的同学和同事， 特别是对他有较深了解的人都会知道他的人品吧？ 尽管初次见面不能看出，即便他的伪装曾蒙蔽了那些善良的人们的眼睛， 但他的恶本性难移。 而且在案件后来的交涉中看到了贺的恶劣本质。即便是少数相信他的人， 今后也会对他的本质有不同的认识。

贺的室友谢玲玲女士在校听证会上作证说我打电话向贺借钱。我当场质问她你怎么知道的，她说是贺太太告诉她的, 她其实没有听到任何电话交谈. 我说：那你知道的一切信息都是从贺太太告诉你的了？ 她回答： 是的。这种由涉案当事人单方面口授的信息的可信度本身就有问题，更何况这是无中生有的捏造！我很赞赏和佩服那种为朋友作证的勇气，但是，即便是给朋友作证，也要尊重事实，绝不能撒谎。如果以情妄法，是要付法律责任的。

据说ABC成功地找到齐向几位男同学借钱的“证据”, 他们是哪几位, 贺绍强在法庭上怎么没有出示这些证人? ABC 真的有此“证据”， 还是贺对我的又一个栽赃？ ABC为何不大张旗鼓地报道此事，而对此无声无息呢？难道所有ABC电视台会引用贺谎言吗？贺的险恶用心不难看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