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维洛

18、以逸待劳：只论静态，不及发展

“以逸待劳”，为兵法三十六计之第四计。

原文：“困敌之势，不以战；损刚益柔。”

库区地质崩塌

一九八六年开始的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十四个专业组中有一地质地震组，专门研究崩塌滑坡、水库诱发地震等地质问题。一九八九年，关于崩塌滑坡问题所完成的结论是：

第一：三峡水库库岸稳定性基本是好的（按四个等级的评价，以库岸长度计，岸坡现时稳定性属于好的和比较好的占百分之八十九，较差的占百分之十，差的占百分之一）。经过研究确认的库岸崩塌、滑坡残体和危岩体，一共四百○四处，其中长江干流滑坡残体二百八十三处，支流滑坡残体一百二十一处。

第二：不稳定的崩塌滑坡都在坝址二十五公里远，不会对枢纽工程造成大的影响。

但是，到了二○○三年六月，三峡水库开始蓄水之时，中国工程院院士、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专家组组长刘广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目前已查明在三峡库区共有各类崩塌、滑坡体二千四百九十处。”比可行性论证报告所说的四百○四处，高出六倍之多。杨重庆于二○○三年六月所发表〈三峡工程十年：十个没想到〉一文中，提供了另一个资料：三峡库区存在滑坡体三千四百六十五处，崩塌和变形体一千一百九十处，一共是四千六百五十五处。足足是可行性论证报告四百○四处的十一点五倍。

不稳定山体滑坡

二○○三年六月一日三峡水库开始蓄水。一个半月之后，七月十三日零时二十分，三峡大坝上游五十六公里处的秭归县千将坪，发生特大山体滑坡。滑坡体前沿涌入长江支流青干河后，形成的淤坝导致青干河堵塞断流。淤坝长一百二十八至四百米，厚一百四十五至四百米，淤坝坝面最高处高程达一百七十八米，最低处一百四十九米，淤坝前水位不断抬高，使一些民房面临淹没危险。千将坪滑坡造成十二人死亡，十二人尸体未寻获，一共二十四条人命（根据四川地质队工程师范晓实地考察该地后的资料，死亡人数在百人之上）。

滑坡发生后，中新社马上发表该社采访湖北省三峡办公室副主任毛池贵的报导：“湖北秭归山体滑坡与三峡工程蓄水无关。”之后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国内媒介也都相继报导：秭归县千将坪滑坡，和三峡水库蓄水无关。

但根据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和日本京都大学防灾研究所，对千将坪滑坡成因的研究结果表明：“不良的地质结构，特别是层间剪切带的存在，是滑坡发生的主要原因，三峡水库的蓄水和强降雨是促发滑坡的两个重要诱因。”安徽理工大学杨为民和中国地质科学院吴树仁等，在〈湖北秭归千将坪岩质滑坡形成机理分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案）中也指出：千将坪滑坡是一老滑坡，受三峡水库一期蓄水和降雨的影响，发生复活下滑。

千将坪滑坡是一古滑坡体，正是三峡水库的蓄水促使了这个古滑坡体的复活，从而造成特大山体滑坡灾难。二○○三年六月，三峡水库一期蓄水后，仅仅在秭归一县，除千将坪发生大型滑坡外，还有树坪、香溪河入长江口处坡岸、八字门、白家堡、黄阳畔等大型古滑坡发生变形，古滑坡重新复活，形势非常危急。

二○○七年五月，位于三峡大坝上游十七公里处的湖北省秭归县野猫面滑坡体，发生变形，威胁三峡大坝枢纽工程安全。野猫面滑坡体位于秭归县茅坪镇庙河村，滑坡体总体积达一千二百万立方米，属于大型滑坡体。滑坡体的高度距水位线约二百米。从四月十日开始，滑坡体发生异常变动，出现长二百米、宽○点八毫米的裂缝。秭归县紧急迁移二十二户村民。野猫面滑坡体距离三峡大坝只有十七公里，所在位置正好是等候通过船闸的船舶停泊处。这个滑坡体的存在，否定了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关于“不稳定的崩塌滑坡都在坝址二十五公里以远，滑坡不会对枢纽工程造成大的影响”的结论，对三峡工程、三峡库区、以及大坝下游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存在极大威胁。

那么，如何解释四百○四处和四千六百五十五处崩塌、滑坡体的差别？而滑坡又为何出现在坝址二十五公里以内的区域内？

首先，这只是三峡工程建设之前，关于三峡库区崩塌滑坡问题现状的静态描述；根本没有针对三峡大坝建造，水位抬高一百一十三米后，三峡水库水位不停地在海拔一百四十五米和一百七十五米之间变动，是否引起新的崩塌滑坡问题进行研究，也就是说，缺乏动态分析。

在工程可行性研究过程中，静态现状描述是最为简单省力，而动态分析则费劲且复杂。用静态现状描述来取代动态分析，这就是以逸待劳，既省事又省力，但并不科学。

意大利瓦依昂大坝

水库蓄水，水位上升，使得原来处于比较干燥状态的岩土变为饱和状态，导致力学强度降低，容易造成严重的山体滑坡，这在世界水库大坝建设史上，有深刻的经验教训。一九六○年完工的意大利瓦依昂大坝，高二百八十五米，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混凝土拱型大坝，水库库容为一点六六亿立方米，瓦依昂库区也有坡岸不稳等地质问题。

但意大利工程技术人员却低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认为：山体的岩层会逐渐发展到一个新的稳定状态，山体向下活动的速度将减慢，以致不会发生实质性问题。然而，在该年十月份水库开始蓄水后，水位上升，水库左岸坡地出现长达二千米的M型裂缝，且发生局部崩塌。为此，水库管理部门大大放慢抬高水位的速度，并限制蓄水位高度，开挖排水管道，似乎使问题有所缓解。

三年后，一九六三年九月下旬，水库上游连降大雨，滑坡运动加剧。科学家采取了许多措施阻止滑坡灾害到来，比如加大水库泄洪水量，降低水库蓄水位。但一切都无济于事。十月九日，水库左岸发生大面积整体滑坡，范围长二公里，宽一点六公里，滑坡体积二点四亿立方米。滑坡的面积范围是科学家估算的五倍。滑坡体进入水体后，激起的涌浪高二百五十米，涌浪淹没了对岸高地上的村庄。与此同时，一百多米高的水浪越过大坝冲向下游。这巨浪虽然没有把大坝冲毁，但铺天盖地的水浪像一堵水墙般地越过大坝，延着峡谷向下冲去，巨浪卷走下游的城镇和村庄，造成一千六百人死亡。而整个灾难，仅发生在短短的十五分钟之内。此为欧洲水库大坝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老滑坡体复活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二日凌晨，中国长江三峡新滩发生特大山体滑坡，新滩江家坡至广家岩一千三百万立方米滑坡体高速向下滑动，新滩镇这个千年古镇，顷刻之间被推入长江。进入长江的二百万立方米滑坡体，推进江中八十米，激起涌浪高八十米，将对岸的一座仓库卷入江中，使新滩上、下游各一百一十公里的江段内九十六条船只沉没，造成十人死亡，二人失踪，八人受伤。长江也因此断航一周，造成经济损失共一亿多元。新滩滑坡的发生，同葛洲坝工程的建设、大江截流、水位抬高有直接关系。

三峡水库的水位，在短时间内大幅度地上升下降，促使一些已经处于稳定状态的老滑坡体重新复活。二○○六年十月，三峡水库蓄水位从海拔一百三十五米，抬升到海拔一百五十六米，因为中央政府担心水位上升引起新的滑坡活动，命令三峡库区各个县市的主要领导二十四小时值班，此情况持续一个多月。

三峡水库蓄水后，库区的地震次数明显增加，最大的强度达到里氏四级多。频繁的地震使古滑坡体的结构发生变化，使其更松散，从而在水的作用下，更容易发生滑坡。而由于三峡大坝施工，特别是安置一百多万移民，修路建房，在人类活动的扰动下，很多古滑坡体将复活，很多新滑坡也会出现。与此同时，三峡水库蓄水后，库区的长江干流和支流的江面都普遍变宽，出现波浪侵蚀问题。在风浪、水流的作用下，水库的表面产生波浪，波浪淘蚀河岸，使坡岸失去稳定。由于三峡水库蓄水时间不长，人们对水库波浪侵蚀作用尚未重视。但由于波浪侵蚀作用长期存在，因此三峡库区的滑坡问题将越来越严重。

参加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而未在论证报告上签字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侯学煜先生，曾经警告：建坝蓄水后，因水的浸泡软化作用和浮力作用，将使滑坡的稳定性减弱，促使老滑坡复活，尤其是该地山区暴雨来临时，在地面无植被保护的情况下，更易触发滑坡、崩塌。此外，从库区的地质构造等条件来看，库区存在着诱发性地震的可能，而一旦发生，大规模的滑坡和岩崩，对大坝将产生威胁，可能堵塞长江，造成严重灾难。

三峡工程引起的生态环境破坏将贻害无穷，而三峡水库蓄水则只是库区滑坡灾害的开始。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使用的语言十分隐晦，如果读者以静态思维进行理解，根本看不出什么问题。得用动态的观点，并放到动态过程中加以分析，问题方才得以显露。尽管撰写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的大多数专家，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但在没有科学自由的环境之下，屈从于政治压力，只能是写出一些让政治家满意的结论。然而，他们也会千方百计藉由一些隐晦的语言，点出问题所在，为将来有个说明问题的机会，预留伏笔。

比如关于三峡水库泥沙淤积问题。参加三峡工程论证的戴定忠提出如下的理论：“三峡水库是个峡谷河道型水库，库容量仅为年径流量的百分之五，两岸岩壁坚实，天然河道水流比较大，挟沙能力强，悬移质泥沙基本上是‘穿堂过’，修建大坝后，水位抬高了，水流减缓，挟沙能力降低，造成水库淤积，在运用的前十年，泄流排沙比只有百分之三十五左右，但随着淤积的增加，库区河床抬高，水流挟沙能力增强，泄流排比也要增大。根据计算，运用三十年时的排沙比为百分之五十左右，运用六十年为百分之九十，八十年后为百分之一百，库区冲淤基本达到平衡。”（注：戴定忠〈中国河流的泥沙问题〉，收于钱正英主编《中国水利》，中国水利电力出版社，北京，一九九一年，第四百二十五页。）

从静态分析，三峡水库最后达到泥沙冲淤平衡，政治家以为三峡水库的泥沙问题算是解决了；但若以动态角度观之，问题将十分严重。在建设三峡大坝之前，长江重庆至宜昌河段的平均水力坡度约为万分之二，即每一百公里有二十米的水位差别，重庆至宜昌六百多公里，两地水位差为一百二十至一百三十米。正如戴定忠所言，“由于水力坡度大，挟沙能力强，悬移质泥沙基本上是‘穿堂过’”，没有淤积；但仔细分析三峡河段泥沙淤积的情况，并非所有时间段都没有淤积。在汛期，三峡河段流量最大的时段，由于河水中所携带的泥沙多，水流不能带走所有泥沙，以致一部分泥沙于河床底部淤积起来。所幸汛期之后，三峡河段不是马上进入枯水期，而是基本上于每年的九／十月份有一个过渡时期，此时流量仍然较大，但河水中泥沙含量少，水流有多余的力量可以将汛期淤积下来的泥沙带走，当地人称“走沙期”。

汛期淤积一些，走沙期冲走一些，纵观长年，长江重庆至宜昌河段冲淤平衡，泥沙不在河床底部淤积，似乎便是所谓的“穿堂过”。正如戴定忠所说：“修建大坝后，水位抬高了，水流减缓，挟沙能力降低，造成水库淤积，在运用的前十年，泄流排沙比只有百分之三十五左右。”然而问题是，水库为什么会发生淤积？泥沙淤积在水库的什么部位？我们可以看到，大坝坝址处的水位抬高最多。如果按照正常蓄水位计算，大坝坝址处的水位从海拔六十三米到海拔一百七十五米，足足抬高一百一十三米。大坝上游各地随着距离的增加，抬高幅度逐渐减少。

而三峡工程最为重要的目标是防洪。所以每年汛期到来之前，将水位降低到海拔一百四十五米，把防洪库容腾空，准备存储洪水用。这样大坝坝址处的水位抬高八十三米。由于坝址处的水位抬高，所以水流减缓。水流减缓的原因在于：水力坡度减小。三峡工程泥沙组认为：平均水力坡度从原来的万分之二，减小到万分之○点七，为原来的三分之一，与宜昌至沙市的上荆江河段平均水力坡度接近。上荆江河段为一淤积河段，泥沙是进来的多，出去的少。所以戴定忠说，造成水库淤积。泄流排沙比只有百分之三十五左右，意思是：进入水库的泥沙只有百分之三十五左右，是“穿堂过”被冲出水库，而百分之六十五的泥沙则淤积在三峡水库中。那么泥沙淤积在水库哪里呢？主要淤积在水库末尾重庆处。这一点，戴定忠没有明说，但已在文章中暗示。

必须指出的是，泥沙组在研究泥沙问题时，只考虑坝址处水位保持海拔一百四十五米时的情况，因这对于减少泥沙淤积最为有利。泥沙组不考虑防洪时抬高到海拔一百七十五米的情况，因为对泥沙组来说，水库的“排浑蓄清”，比防洪目标更为重要。

戴定忠继续写道：“但随着淤积的增加，库区河床抬高，水流挟沙能力增强，泄流排比也要增大。根据计算，运用三十年时的排沙比为百分之五十左右，运用六十年为百分之九十，八十年后为百分之一百，库区冲淤基本达到平衡。”这里戴定忠并未写明：三峡水库从淤积到库区冲淤基本达到平衡的过程中，水库本身、以及受到此过程影响的周围生态环境，会发生什么变化。“库区冲淤基本达到平衡”这一句并不重要。关键点仍然是哪里的淤积增加？哪部分河床抬高？抬高多少？水流挟沙能力为何由弱变强？库区冲淤达到平衡后，三峡水库处于怎样一个状态？周围生态环境将发生变化？在水库末尾重庆处淤积有三个发展，一是向坝址处延伸；一是向上游延伸；一是继续在当地淤高。坝址处水深最大，也是水库死库容最大的地方。淤积在水库末尾重庆继续淤高，就迫使重庆的水位继续上升。所以淤积向上游延伸，也是必然的。

淤积向坝址处延伸，对于水力坡度加大，水流速度加快，水流挟沙能力增强，泄流排比增大，没有正面的作用，因为坝址处的水位不会因此降低到海拔一百四十五米以下。水库末尾重庆水位上升，加大了重庆和坝址处的水位差，两地水位差加大，平均水力坡度也加大。水力坡度加大的结果是：流速加大，水流的挟沙能力增强。水流的挟沙能力不断增强，排出水库的泥沙也是越来越多，最后回到平衡状态。但是，水流的挟沙能力不断增强，泄流排比不断增大背后的生态环境变化，是戴定忠不便直接写出，而需人们进一步去理解的：在三峡水库从淤积到库区冲淤基本达到平衡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就是泥沙在水库末尾的淤积。只有重庆水位由于泥沙淤积的不断加高，重庆和坝址处的水位差与水力坡度才会不断加大，因而水流速度不断加快，水流挟沙能力才会不断增强，如此，泄流排比不断增大，最后达到冲淤的动态平衡。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戴定忠认为要八十年。

八十年后，泥沙不在三峡水库淤积，而是“穿堂过”，从这点上来说，八十年后又回到三峡大坝建设之前的状态，这样重庆至宜昌河段的平均水力坡度也回到建坝之前的状态，重庆和坝址处的水位差也回到建坝之前的状态。只是八十年后，重庆的绝对水位高程，已经不可能回到建坝之前的状态。

如果政治家认为，八十年三峡库区冲淤基本达到平衡，三峡水库的泥沙问题已经解决，那么“重庆”，便是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这个结果从静态分析是不可能得到的，只有从动态分析，才得以看到问题的严重性。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