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堪称完美的成功人士并不多，笔者认为，曾国藩应该算一个。而选贤任能，可以说是曾国藩事业成功的一大法宝。关于曾国藩的识人用人之道，有学者从其所著《家书》和《冰鉴》中发微，概括为八字诀：广收、慎用、勤教、严绳。广收，就是广泛延揽人才。慎用，就是量才取用，务求慎重。勤教，就是经常进行督导和教诲。严绳，就是立法度，上规矩，严加管束。人才经“广收”而济济，又因“慎用”而得所，辅以“勤教”和“严绳”，自然完善无虞，尽收事业兴旺之利。

　　到底如何在广收的基础上做到慎用，或者说怎样恰当处理广收与慎用的关系，是人才管理中的一个难点。战国四公子养士，目的本是网罗人才、储备人才，到后来却变成了贵族门阀们争强好胜的手段，以致于徒有虚名，难以为继。曾国藩认为，错一个人，横则影响一片，纵则贻误长远，造成难以补救的后遗症。有鉴于此，对来投奔他的人，总是礼貌地收留下来，先发给薪资，然后慢慢加以考察，视情委任，用其所长，尽其所能。

　　曾国藩认为，“办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就是说，用人慎重须以知人至深为前提，具备察人本质的眼力。曾国藩的眼力如何呢？淮军草创之初，曾国藩曾让李鸿章把淮上豪士悉数邀往一处食宿，他要亲眼辨识鱼龙。这一天，曾与李不骑马，也不带随从，悄悄步入宿馆。只见有一人裸腹踞坐南窗，左手执书，右手持酒，朗诵一篇，饮酒一盏，长啸绕座，还读我书，大有旁若无人之概。视其书，司马迁《史记》也。于是，曾国藩对李鸿章说：“将来成就最大者，南窗裸腹持酒人也。”事实证明，曾国藩看得很准，那个人就是后来在台湾保卫战中闻名于世的淮军将领刘铭传，后任台湾首任巡抚。

　　曾国藩辨识人才的法门，被许多人视为“相面术”。其实，曾国藩察人与民间看相是不同的，或者说是“小同大异”“形同实异”。其要义在于，通过人的外在形态来体察其内在的精气神，从而由表及里地洞悉其心地和志趣。目的在于“看透人之后再用人”，避免盲目选人、糊涂授权。曾国藩察人，并非全凭相貌，他更善于在日常生活中“听其言量其心志，观其行测其力，析其作辨其才华，闻其誉察其品格”。据民国笔记资料《花随人圣庵摭忆》记载：“旧传文正在安庆时，有乡人某来投，朴讷谨厚，将以试以事矣，一日共饭，饭有秕，某除之而后食，文正熟视之。饭后，奕既，令支应备数十金为赆。”吃饭剔除秕谷，这种常人不以为然的生活细节，在曾国藩看来却关乎个人品德。据说，这个被打发回乡的人，竟是曾国藩的亲外甥。

　　曾国藩尽管“衡才不拘一格”“求才不遗余力”，但在具体任用上“广中求慎”，慎之又慎，并有严格的统一要求，即以道德品性为重。尽量弃用那些官气重、心窍多、投机取巧的浮滑之人，而选用那些吃苦耐劳、务实肯干之人。为此他提出，“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才德不可兼得以德重，好利之人不可重用”；表现欲过强的人，不可久用；有大才而性格偏激之人要慎用；标榜“主动吃亏之人”要慎用；才高德薄名声不佳者、才德平平迁升太快者、个人不愿出仕者不可推荐。

　　做到唯才是举不易，做到用当其人、用当其事、用当其时更难。三国时期，马谡虽然才气过人，却刚愎自用，不宜独当大局。可惜孔明心存偏爱，未能谨记刘备的忠告，关键时刻派马谡驻防军事重镇，以至街亭失守，蜀国不得不由进攻转为防御，白白断送了北伐中原的大好机会。这就叫“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在战乱时代，为了战胜对手，曹操不问来路和品行，只要有才通通延至麾下，虽然是适应时势的明智选择，但到后来，这种良莠不分、重才轻德倾向的弊端就逐渐显现出来了，部分将士因看不上曹操的德性而分道扬镳，曹氏政权最终为其所欣赏的司马氏取而代之。历史上众多用人失误的教训告诉人们，与其铸成大错扼腕于后，不如详察德能慎用在先。多年以来，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已然成为官场和职场的积弊和顽习。曾国藩的“广中有慎”原则，在今天仍然有让我们思考、借鉴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