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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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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shi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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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7-26 03:09:00










真 相 乎?




李政道




















本刊二OO四年十一月号曾刊出杨振宁之妹杨振玉女士所撰《一九七二年我父亲杨武之会见李政道之真相》一文,对李政道先生在《宇称不守恒发现之争论解谜》一书中对该次会见的记述作出澄清。李政道先生寄来本文以及他与中国科学院外事部门负责人朱永行先生就该次会见于最近互致之信函,再忆会见情形“以正视听”,兹一并刊出。 ——《明报月刊》编者



我在2003年4月3日回答《科学时报》记者杨虚杰女士时,谈到1972年我去医院看望杨武之先生情况时说:










“对我和杨振宁的合作分裂,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先生在他过世前,向我郑重表示了他的看法。这是一件很不平凡的经过。

1946年我离开祖国后,第一次回国是在1972年。当我和我夫人惠君(替代字,原字为君上面加一竹,下同)回到我们的出生地上海,一位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先生很想和我见面。

武之先生是众所仰望的数学大师。我在瑞士日内瓦曾和他见过面。1972年他已在医院里。我和惠君去拜访时,武之先生卧在病床上,病得相当重,说话发音均颇有困难。幸好杨振宁的妹妹杨振玉女士在旁。武之先生觉得事属重要,每一句话,他说后,均由振玉女士重复。

武之先生请我去他病床旁,紧紧地将他的手握住我的手,慢慢地一个字、一个字忍痛地向我说,振玉女士再全句重复武之先生说的话。武之先生说:“很清楚振宁和你(指我)62年破裂的经过,振宁对不起你,请你原谅。”

武之先生再次说:“你们(指杨振宁和我)是天下的奇才,为了中国下一代的学子,虽然振宁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振宁。”然后他更紧地握着我的手,反反复复地、一遍又一遍地说这几句话。

我极受感动,带泪向武之先生说:“请您放心,我一定原谅杨振宁过去不应该做的事情,也一定尽力去忘记这些事情。”武之先生听了,手握得更紧了一些。

后来武之先生累了。当惠君和我告辞时,我们能够觉得出武之先生显现出的欣慰的笑容。回到旅馆后,惠君和我心情都很沉重,深觉武之先生的为人正直和伟大。

不久,武之先生不幸逝世。三十年后,惠君也已不在。可是我相信,振玉女士和那位旅行社的陪同,一定都记得这如此令人感动的经过。”


见《宇称不守恒发现之争论解谜》
简体版,甘肃科技出版社,第61-62页。
繁体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第66-67页。

这是完全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不料在《宇称不守恒发现之争论解谜》(以下简称《解谜》)一书出版半年多后,杨振宁的妹妹杨振玉女士针对上述书中我的这段谈话,在香港的《明报月刊》(2004年11月)上登了题为《一九七二年我父亲杨武之会见李政道之真相》(以下简称《真相》)一文,说她全过程在场,但却又说,“李政道讲的这些(指《解谜》书中上述的这段谈话)都不是事实”。为了核实此事,我于今年三月九日写信给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外事局领导工作,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科学院外事部门的负责人,也是当时主持我们回来具体接待工作的朱永行先生,烦请他帮助回忆和从他手头能有的有关记录中进行核对。朱永行先生三月十六日复信给我说,从他手头有的当时的材料看,我的回忆是符合那天实际情况的。现将我三月九日给朱永行先生的信和他三月十六日的复信,一并公布如下:

我今年三月九日给朱永行先生的信










永行先生:

十几年未见,甚念。

1972年我和惠君自1946年离开祖国后第一次回到祖国。您当时是科学院外事部门的负责人,负责我们在国内旅行和访问的接待和安排。光阴似箭,虽然三十多年已经过去,但那时的很多事至今难忘。

那次回到阔别26年后的祖国,承蒙安排,在国内参观了不少地方,看到了祖国的巨变,收获甚大。1972年10月14日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百忙中接见了我和惠君。周总理和很多朋友对我和杨振宁之间的关系非常关心,希望我们和好,使我很受感动。因此,我们到上海后,听说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先生患病住医院,当即就向陪同人员提出是否能去探望他老人家。当时陪同我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武之先生也很想看到我。10月27日下午,我到医院见到武之先生时,他老人家卧在病床上,病得相当重,说话发音均颇有困难。武之先生每一句话,均需女儿杨振玉女士重复。他老人家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我很想看到您,很清楚,你和振宁62年破裂当然是振宁不好,振宁对不起朋友,请你原谅他。我不因振宁是我儿子而袒护他,我已责备过他,他很听我的话,相信他会照我的话做的。可惜你们没能在这里见面,你们两人应该和好,你们都是天下奇才,都是中国人,你们都见了总理,就应该以国家为重,个人应该放在一边。我有千言万语要讲,虽振宁对不起你,但为中国下一代学子,很希望你们能很快和好。听了武之先生这些话,我当时很激动地对武之先生说:请您好好休息,我牢记您的话,我和振宁之间的矛盾一定会解决的,请您放心,盼望您很快恢复健康。随后,我和惠君又到杨家探望了杨振宁的母亲和弟妹。

当时陪同我们的国家旅游局的工作人员也对这次我与武之先生的会见十分重视,也很感动。他向我表示,由于周总理和中央很多领导十分重视及关心我和杨振宁之间的关系,他将把这次会见情况报告上去,让总理知道。您当时作为科学院外事部门负责人一定知道他对这次会见情况的报告。

这是历史的事实,所以我在回答“科学时报”记者杨虚杰女士问题时讲了这件事。但近日香港“明报月刊”(2004年11月)上登了杨振玉女士的一篇文章(附上)称,“李所描述的(指我对这事的回答)主要点与事实不符”。她不承认武之先生讲过这些内容,甚至连武之先生与我紧紧握手都不承认。好在,在场不仅有杨振玉女士和我们夫妇,还有陪同的工作人员,而且根据当时情况,他们当时会有记录。

事隔三十多年,我今天把我对这件事的记忆,向您述说。我相信自己的记忆是准确的。同时我想烦请您帮助回忆和在您手头能有的记录中核对一下。

敬祝

安康

李政道

二OO五年三月九日


朱永行先生三月十六日给我的复信










尊敬的政道教授:

谢谢您三月九日的来信。

正如您所说,三十年过去如同一瞬。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有幸参与了在周恩来总理直接过问下,接待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次回来探亲访问的杨振宁先生、您及其他几位国外著名华人学者的工作。当时的情形至今历历在目。

信中谈及的,您和夫人1972年10月27日去医院探望杨武之先生的情况,从我手头有的当时的材料看,您的回忆是符合那天实际情况的。

由于当时周总理和我们大家都十分关心您和杨振宁先生,所以对您和夫人去探望杨武之先生以及杨武之先生在重病下紧紧握您手说的,是振宁不好,振宁对不起朋友。我们大家都十分感动,印象很深。

敬颂

大安

朱永行

二OO五年三月十六日



从朱永行先生复信中,明显看出,朱永行先生对这段历史的回答不仅是根据他的记忆,而且更重要的依据是当时留下的材料。朱永行先生在中国科学院负责外事工作长达近二十年,是一位十分认真负责和十分严谨的负责人。他对这段历史的回答,当然是真实和负责任的。显然,杨振玉女士的“记忆”出了毛病。她的《真相》一文中所云的不是真相,而是假相。为了还这段历史的本来面目,把被她在《真相》一文中颠倒了的这段历史,再校正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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