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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与暴力 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高峰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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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29 21:35:52
《圣经》与暴力（上）：《旧约》中的“杀绝净尽”
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 高峰枫
2020-04-24 12:51
来源：澎湃新闻
Christian Hofreiter, Making Sense of Old Testament Genocide: Christian Interpretation of Herem Passag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旧约中有《约书亚记》一卷书，紧接在摩西五经之后。以色列人由摩西率领，逃出埃及，奔向上帝赐予他们的福地。他们在旷野中漂泊四十年，似乎为最后进入迦南做准备。古代解经家说，逃离埃及的人群，虽获自由身，但生在奴役之下，精神上仍不脱奴隶习气，无力享受新获的自由。所以，上帝让这一批长久生活在奴役重轭之下的民众，在旷野中慢慢老去、死去。出埃及之后新生的一代，在没有法老压迫的旷野中，渐渐成长为一批新人类。他们生于自由中，便自然具备了进入应许之地的资质。所以，四十年的旷野漂泊，实则是为了完成更新换代。
在摩西五经结束的地方，以色列人来到约旦河东岸。远眺对岸，那里便是“流着奶与蜜之地”。渡过约旦河，便抵达这一漫长旅程的终点。这块土地，古代称为迦南，就是现在的巴勒斯坦。但迦南不是荒芜之地，那里的奶与蜜，早已有人世代享用。虽然上帝早将迦南许诺给亚伯拉罕子孙，但以色列人心中这块“故土”，却遍布着成千上万的迦南人。《约书亚记》所记载的，就是这些受到自由熏习的新民，渡河、征战、攻城略地、武装殖民的全过程。
约书亚和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圣地的地图
《约书亚记》是一卷血腥的书，里面记载了大量的杀戮。在《圣经》叙述中，迦南人视这些上帝的选民为入侵的外敌，而以色列人则认为迦南人是拜邪神、占据应许之地的非法住民。以色列人必须用刀剑来夺回属于自己的土地。在《圣经》叙述中，单纯的军事胜利实不足以体现上帝的用心。在旷野漂泊结束前，上帝就对摩西下令：“你必要用刀杀城里的居民，把城里所有的，连牲畜都用刀杀尽。”（《申命记》）既已奉了神的诏令，对盘踞在迦南的原住民，约书亚就可以放心地大开杀戒了。他的策略就是斩尽杀绝、不留活口。这种大规模消灭敌人的手段，我们叫屠城，《圣经》中叫herem，英文叫做ban。以色列人在约旦河东岸时，已有两次屠城。到了《约书亚记》，这种不加区分的大规模屠杀，更是密集出现。
攻打耶利哥首次屠城是在著名的耶利哥（Jericho），这是约书亚渡河之后所攻陷的第一座迦南大城。据《约书亚记》的记述，这次攻城不像打仗，倒像一场法事。兵临城下第一天，约书亚命令祭司抬着约柜，前面有人吹动号角，后面大队民众跟随，但不得出声。这样一群人浩浩荡荡，静默地绕城一周。此后五天，如法炮制，不进攻，只是每日绕城一次。到了第七日总攻，这一天人马绕城七圈，此时约书亚命令士兵一齐呼喊，并说城中一切都要献给上帝、必须彻底毁灭，只放过曾保护过以色列密探的一家人。于是，祭司的号角呜呜吹响，全军发大呼喊，耶利哥城墙顿时坍塌。将士用命，奋勇攻城，“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6:21）。这就是以色列人踏上迦南土地的第一仗，在上帝的指挥下，将耶利哥的士兵和平民，悉数毁灭，不留活口。
攻陷耶利哥之后，上帝命以色列人向西挺进，攻打艾城（Ai），并且也同样实施屠城，但可留下战利品和牲畜。约书亚随即派遣三万武士，在城外设伏。他自带一支人马攻城，然后诈败，引蛇出洞。艾城守军果然中计，倾城而出。此时，事先埋伏的精兵突入城中，遂夺取艾城。出城追击的艾城人回头观看，见城中火起，而诈败的以色列军乘机掩杀回来，将艾城守军和民众悉数杀死。《约书亚记》第八章的记述颇为详细：
以色列人在田间和旷野杀尽一切艾城的居民。艾城人倒在刀下，直到灭尽。以色列众人就回到艾城，用刀杀了城中的人。当日杀毙的人，连男带女，共有一万二千，就是艾城所有的人。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所伸出来的刀，直到把艾城的一切居民，尽行杀灭。……约书亚将艾城焚烧，使城永为高堆、荒场，直到今日。（8:24-28）
这是《约书亚记》中第二次屠城。逃离迫害、新获自由的以色列人将一万两千艾城人“尽行杀灭”。
屠城在继续。在《约书亚记》第十章，以色列人陆续攻克迦南重镇的消息传开，耶路撒冷国王大为震恐。他联络其他四位国主，组成联盟，抗击进犯者。但上帝时刻站在以色列人一方。他从天上降下冰雹，在决胜的关键时刻，甚至命令日月停转，直到以色列军彻底获胜。最终，约书亚擒获五王，枭首，将尸身挂在树上。随后，对抵抗以色列人的五国，约书亚都沿用屠城的策略，毫不留情。比如，在立拿（Libnah），以色列人“用刀击杀了城中的一切人口，没有留下一个”。在拉吉（Lachish），他们“用刀击杀了城中的一切人口”。在希伯伦也继续屠城，“用刀将城中的人、与王、并那些城邑中的人口，都击杀了，没有留下一个”（10:37）。我们读到一连串的屠城和灭绝净尽。这些叙述极其简略，措辞高度相似，仿佛在不断重复同一个仪式。在第十章结尾，有一句颇为雄壮的总结：“这样约书亚击杀全地的人，就是山地、南地、高原、山坡的人，和那些地的诸王，没有留下一个，将凡有气息的尽行杀灭，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吩咐的。”（10:40）这种大规模的杀戮、系统的斩尽杀绝，至此达到顶峰。
到了《约书亚记》第十一章，迦南北部夏琐（Hazor）国王，又组织了一次军事联盟，企图遏制以色列人的进犯。结果只可能是又一次屠城：“以色列人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口，将他们尽行杀灭。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约书亚又用火焚烧夏琐。约书亚夺了这些王的一切城邑，擒获其中的诸王，用刀击杀他们，将他们尽行杀灭。”（11:11-12）至此，约书亚夺得迦南全地。除了主动媾和的城池之外，以色列军队彻底摧毁了迦南所有的军事力量，上演了一次又一次的“杀绝净尽”。
日月停转《约书亚记》中密集出现的杀戮场面，符合古代近东某些地区的宗教和战争观念。战争是宗教战争、是圣战，最终目的不只是扩张领土和杀伤敌人，而是为了荣耀本族神灵。依照这一观念，敌方所有人员和财物，都是献给神灵的祭物，唯有将其全部毁灭才能表达对神灵的崇敬。为《圣经》辩护者，会强调古代以色列人的杀戮乃是迫不得已。要想在陌生土地上立足，必须先执行上帝的惩罚，驱除、剥夺迦南人。而屠灭全城老幼，将财货付之一炬，可能是保证以色列人不受迦南宗教的任何影响。杀绝净尽，为的是建立一道防火墙，确保外来移民与本土住民之间，不发生任何接触。
但即使考虑古代宗教战争的特点，考虑到以色列人为争夺生存空间而必须采用极端手段，很多人仍会感觉约书亚的所作所为实在过于冷血和残暴。将攻克的城邑中所有人口，不论男女老幼，不区分战斗人员与平民百姓，一律残忍地杀害、灭族，这不就是现代所说的“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吗？号称源自上帝默示的《圣经》，为何竟然满纸都溅满众多无辜生命的鲜血？
历史上凡怀疑、厌恶《圣经》者，在攻击《圣经》时，都会将这些描写残杀的段落，当作首选的靶子。英国十八世纪自然神论者马修·廷德尔（Matthew Tindal, 1657-1733），就认为古代以色列人的杀戮完全有悖于自然法和万民法。他在《基督教如创世一般古老》一书中，义愤填膺地控诉：“告诉我如何解释犹太人的行为，他们不宣而战，侵略迦南人自由、独立的国家，而且与迦南人无怨无仇。他们的借口就是迦南人乃是拜偶像的民族，所以不仅杀害男人和女人，还杀害根本无能力拜偶像、无力犯下任何罪行的婴孩。”
《基督教如创世一般古老》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 1737-1809）是自然神论最大的普及者，在1795年出版的《理性时代》下卷中，他对《圣经》进行了系统批驳。在开撕之前，潘恩就以《约书亚记》中的杀戮来预热：
当我们在那些归入摩西、约书亚和其他人名下的书中，读到以色列人偷袭丝毫没有冒犯他们那些民族，而且他们将所有人都用刀杀尽，无论老幼都不放过，将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杀绝净尽，不留一个活口。在这些书中，这样的表述反反复复出现，杀气腾腾、而又兴高采烈。我们能确定这些事都是事实吗？我们能确定人类的创造者竟会下令做出这等事？我们能确定这些书是由他恩准写下的吗？
《理性时代》
潘恩随后逐卷批判《圣经》，论到《约书亚记》时，他将这卷书定性为“一部充满洗劫和残杀的军事史”，而约书亚“与他那位邪恶、伪善的前任摩西一样野蛮和残忍”。所有这些暴行都归结于万能的上帝，潘恩认为这完全是亵渎神灵。
让廷德尔和潘恩深受刺激的这些血腥段落，自然是历代解经家煞费苦心加以解释的重点。如何理解约书亚的杀戮、上帝所安排的屠城在历史上产生过何种影响，这是《圣经》解释史和接受史的重要题目。2018年，奥地利学者赫弗莱特（Christian Hofreiter）出版一部书，题为《理解旧约中的种族屠杀》（Making Sense of Old Testament Genocide），对“杀绝净尽”一事在基督教历史上的解释和影响，做了详细的研究。这本书讨论的范围，详于古而略于今，但在英文著作中，是迄今为止对“杀绝净尽”一事最为系统的梳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公元三到五世纪之间早期教父的解释，其中有两种极具代表性的意见，为后世的解读奠定了基础。
奥利金三世纪的奥利金（Origen），无论从解经著作的原创性、体量和影响力，都是基督教解经史上第一人。他善于使用寓意解经法（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往往从《新约》关键段落找到灵感和突破口，用来理解《旧约》中令人困惑或难堪的经文。他留下一部《约书亚记讲章》，是他写于公元250年左右的布道词。奥利金关心的问题是：《约书亚记》中打的是什么仗？在他看来，以色列人与迦南人之间的激战，描绘的并不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战争，而是象征后世基督徒要打的特殊战役。他找到《新约·以弗所书》中一句纲领性的经文：“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的恶魔争战。”（6:12）按照奥利金的解经原则，《旧约》中所写乃是《新约》核心事件的象征和预像，是为今人所预先写下的“鉴戒”，所以不当作纯粹的字面解释。约书亚的征战，不是战场上真刀真枪的厮杀，而暗指基督徒抗击魔鬼、邪灵和罪恶的征战，是一场没有硝烟、不见血的特殊战争。于是，攻陷迦南的城镇，就变成敦促后世基督徒勇往直前，与邪恶搏斗，捣毁罪的高墙。
奥利金更引申一步，不仅将《旧约》中的战争抽象化，而且还心理化。《马太福音》中，耶稣让人克制内心的欲望和邪念，所以奥利金认为“你要打的仗就在你内心；你内心中罪恶的城池必须被攻克，你的敌人从你的心而来”。所以基督徒必须遵从耶稣的教导，采用正面进攻将这些恶念驱逐，必须斩尽杀绝，不留活口。所以，约书亚击败五王一段，其真实的寓意其实指将敌人（罪恶）从他们所盘踞的大城（心灵）中驱逐，扫荡干净。奥利金特别指出，外道所纠结的对无辜生灵的屠杀，其实只是隐秘记述了基督在洁净我们的灵魂。对敌人“杀绝净尽”，乃是根除各人心中的一切罪念。一旦掌握这样的解经术，《旧约》中的残杀就一律被精神化、心灵化，《旧约》的历史内容就被抽空，一系列的屠戮就转化为基督教内心的挣扎和修炼，被虚化、幻化成灵魂深处的搏斗。
奥利金以寓意法来化解约书亚的“杀绝净尽”，算是比较委婉的辩护。另有一路刚猛的解读，以奥古斯丁为代表。奥古斯丁的思路颇为简易直截，可以概括为：出自神命，则无不妥。既然《圣经》中明确记载屠杀一事出自上帝的命令，而上帝是至高、至善、至公，所以他一切的指令都必定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奥古斯丁丝毫不回避屠杀的历史真实性问题，他认为杀戮本身不一定就是罪恶，而要考虑杀戮的目的、发令者、以及具体的历史情境。事件自身的道德含义，并不在事件本身，而在于是否出自上帝的安排，尤其不能单纯以人类的观念来衡量此事的道德价值。这样的意见尤见于他写于419年的《六经或问》一书：
约书亚在攻陷的城池中不留一个活口，这不应被视为可怕、残忍的行为，
因为是上帝自己下令。但是，凡因这事就认为上帝残忍、就不愿意相信旧约作者就是真正的上帝，这样的人对于上帝的行事、对于人类的罪均判断错误。这样的人不知道每个人应当遭受何种苦痛。结果，他们认为，当将要沦落者被毁灭、当凡人死去时，这便是极大的罪恶。
奥古斯丁
这段话有两层含义：上帝的命令永远合理，不容置疑；被杀者乃是罪有应得，旁人不应当心怀妇人之仁，不要一看到有杀戮就怀疑上帝的仁善。凡夫俗子不能洞察上帝深邃幽微的心意，所以不得对神的命令评头论足。凡执行上帝的命令，无论此命令为何，都是正义的。奥古斯丁采取一种强硬、不容分说的姿态，不考虑行为本身的道德意义。在他看来，约书亚忠实执行上帝的计划，所以在道德上毫无亏欠。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奥利金“属灵”的解释比较迂曲，而奥古斯丁的神正论（theodicy）则颇为“霸道”。先不管这两种早期解读是否令人信服，但有一事却毫无异议：《旧约》中的“杀绝净尽”在历史上投下一道浓重的阴影，树立了因宗教分歧而屠杀不同信仰者的圣战模式。赫弗莱特在书中花了相当的篇幅讨论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而这也是很多学者在谈论《圣经》与暴力、《圣经》与战争时最喜欢举出的例子。
1099年6月，十字军经过三年长途跋涉，终于抵达耶路撒冷。此时，全军虽已人困马乏，但夺回圣城在即，所以大家继续透支着宗教狂热。根据时人的记述，在进攻耶路撒冷之前，军中主教决定先举行宗教仪式，全军绕城一周。这明显让人感觉是在模仿约书亚进攻耶利哥之前所做的法事。吉伯特（Guibert de Nogent）这样描写：
攻城之前，主教和教士下令，他们所管辖的众人念诵祷文、斋戒、祷告、施舍。主教们想起在耶利哥曾发生过的事，想起当以色列人的号角吹响时，异教城池的墙就坍塌，想起以色列人抬着约柜绕城七次，然后不信上帝者的城墙便倒塌。于是他们也赤脚环绕耶路撒冷一周，带着忏悔的心情，边流泪边高喊圣徒的名字。
耶路撒冷之围
需要指出，这位吉伯特并未随军参战，他在编写历史时，或许有神学的发挥，当然也不排除他有特殊的信息来源。有几位亲历者都不约而同提到绕城一周，只是未提及约书亚。在攻城之前举行宗教仪式，祈祷上帝的帮助，无疑可以提高士气，为战士注入宗教强心剂。即使当事者并没有想到以约书亚为样板，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同时代的史家立即将这一事件赋予了《圣经》含义。
十字军于7月15日晚，用事先造好的攻城器械攻破耶路撒冷北门，占领了这座耶稣受难的圣城。杀红眼的基督徒展现出与基督精神完全相悖的残暴。他们见到城中居民，无论男女老幼，一律砍死。有目击者称城中血流成河，因热血四溅，街上竟有雾气蒸腾。基督教战士不放过一个异教徒，甚至将襁褓中的婴儿从母亲怀里夺走，倒提着脚跟，在墙上或门框上摔死。有多位亲历者都提到，十字军不加分别地杀害了城中所有人。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记述屠城时所用的拉丁文措辞，都与拉丁文《圣经》中翻译“杀绝净尽”的词句相同。就这样，约书亚的屠城在两千多年后在耶路撒冷重演。
血流成河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屠城发生近四百年之后，哥伦布发现了美洲。随后，西班牙殖民者踏上新大陆，发现千百万印第安人生于斯、长于斯。此情此景，不免会让新一代的征服者回想起以色列人当年踏上迦南的情景，他们也自然而然要重温约书亚的军事方略。1513年，德·恩西索（Martin Fernandez de Enciso）加入美洲殖民的远征队。他写有一篇备忘录，其中引用很多《圣经》段落，证明西班牙完全可以采用《圣经》中的做法来征服美洲。德·恩西索这时提到《约书亚记》，是毫不奇怪的：“耶利哥是迦南应许之地的首座城市。摩西派约书亚来到耶利哥，要求当地住民放弃该城……当耶利哥人拒绝放弃土地时，约书亚便围困他们，将他们尽数杀掉。随后，约书亚用武力征服迦南所有领土，很多人被杀，被俘者沦为奴隶。所有这些事完成，乃是上帝的意志，因为耶利哥人是拜偶像的民族。”之所以要概括这段征服故事，当然是为了古为今用。按照德·恩西索的理解，上帝将印第安人交到西班牙人手上，就如同将迦南人交到约书亚手上一样。征服美洲，为的是将天主教传入西印度，所以国王有正当权利要求那些拜偶像的印第安人交出土地。德·恩西索的结论是：“若印第安人不从，则国王完全有理由开战，杀死他们，将战俘变为奴隶，就如约书亚对待迦南地的住民一模一样。”约书亚的“杀绝净尽”又为屠杀美洲印第安人做了舆论准备。
西班牙殖民者征服墨西哥我最后想举一个相对晚近的例子，说明《约书亚记》所带来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与《圣经》关系密切的人群。1968年，以色列社会心理学家塔马林（Georges R. Tamarin）做了一项调查，调查对象是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他让孩子们阅读《约书亚记》有关“杀绝净尽”的描写，然后回答两个问题：一、你认为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的做法是对还是错？二、假设以色列军队攻占了一个阿拉伯村庄，像约书亚一样对待村民，这样做是对还是错？结果，百分之六十六的孩子完全赞同《旧约》中约书亚的做法。而回答第二个问题时，赞同者降到百分之三十，反对者高达百分之六十二。塔马林又进行了对比试验，结果，只要孩子们读到的杀戮场景出自《约书亚记》，支持率都会超过百分之六十。而同样的行径若出现在《圣经》之外的情境中，赞成者都大幅度降低。塔马林由此得出结论：不加反思的《圣经》教育对孩童的政治偏见有深刻影响，助长了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思潮。由于他的研究直接批评了以色列的教育制度，引起巨大的社会争议，塔马林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失去了在特拉维夫大学的教职。
约书亚的“杀绝净尽”在《圣经》解释史和接受史上都占据突出的地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圣经》与战争和暴力之间的种种关联。但是，有一个问题在十九世纪之前没有得到充分研究，那就是：《约书亚记》中的“杀绝净尽”在历史上确曾发生过吗？这个问题我会在下一篇文章中简要讨论。
责任编辑：郑诗亮
高峰枫︱《圣经》与暴力（下）：圣经考古与想象的杀戮
Kathleen Kenyon, Digging Up Jericho,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57
Amnon Ben-Tor, Hazor: Canaanite Metropolis, Israelite City, Jerusalem: Israel Exploration Society, 2016
William Dever, Who Were the Early Israelites and Where Did They Come From?, Grand Rapids, Michigan: Eerdmans, 2003
《旧约》中《约书亚记》一卷书，记载了古代以色列人在迦南所进行的一系列征伐。约书亚对若干座迦南大城实施屠城，将城中所有人口，无论老幼，一律“杀绝净尽”。这样血腥的杀戮，现代可称为“种族屠杀”，而古代有解经家曾采用不同方法为之回护。《圣经》中的“杀绝净尽”，在欧洲历史上开了不良的先例，无论是十字军东征、还是西班牙人征服美洲，都有人援引以约书亚故事，为杀戮“异教徒”来张本。这是我前文所叙述的大意（见《〈圣经〉与暴力（上）：〈旧约〉中的“杀绝净尽”》，《上海书评》2020年4月24日）。
对历史学家来说，《圣经》的解经史和接受史，其重要性是无法与《圣经》叙事的历史真实问题相提并论的。《约书亚记》所记载的这一连串杀戮，在历史上真的发生过吗？这才是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所面临的迫切问题。特别是《约书亚记》对古代以色列起源这一问题，至关重要。依照《圣经》的叙述，以色列人逃出埃及之后，在约书亚统帅下，在迦南一次又一次屠城，才打下一片江山，得以在迦南立足。若无军事征服和屠城，这些逃离压迫的上帝选民便不会拥有一寸国土，后世也不会涌现出大卫王这样的雄主。所以，《圣经》所呈现的以色列起源，一方面来自上帝在西奈山顶向摩西显现、授予十诫，给予这个民族在宗教和律法上的保证；另一方面，以色列的兴起直接来自约书亚征服迦南、杀灭当地的民人，这样的杀戮为以色列民族提供了国土和物质根基。所以在讨论以色列起源时，《约书亚记》中的“杀绝净尽”事关重大，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
关于以色列起源，传统而且正统的说法，就是完全相信《圣经》记述。要探究出埃及之后的以色列历史，只需复述《约书亚记》基本情节即可。上世纪，持这种“武力征服说”的代表是当时最富盛名的美国考古学家奥尔布赖特（William Foxwell Albright）。奥尔布赖特从三十年代开始，一直坚持用“征服模式”来解释以色列的兴起。在其名著《从石器时代到基督教》一书中（1940年第一版），他认为约书亚的杀戮的确发生过，而且不可避免。在奥尔布赖特看来，以色列人有精良的精神装备，因为上帝赋予了他们崇高的一神论和严格的伦理法则。加上他们本身拥有游牧部落的单纯和质朴，带有原始的活力和钢铁般的意志，所以这支军队简直是无坚不摧。而反观迦南人，他们的宗教只是低级、野蛮的自然崇拜和生殖崇拜，注定要被受上帝眷顾的高等文明消灭、取代。因此，杀戮迦南人，就是高等文明对低等文明的无情打击，保证了这两支人无法结成任何形式的联盟（可参见第一版241页，或者流通更广的第二版平装本280-281页）。奥尔布赖特的意思很清楚：为确保一神论宗教的建立和发展，一切皆可舍弃，任何代价都不足惜。占领迦南是历史不可逆转的走向，对迦南人“杀绝净尽”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也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必要措施。
奥尔布赖特这样经典的“武力征服说”，很快就遭遇到考古学的阻击。圣经考古学在二十世纪勃然兴起，已成为《圣经》研究的利器。若《圣经》记载了某地发生过某事，后世学者单单凭文本考证，很难断定经中的记载是否信实。更加直截了当的方式，就是确定某地的遗址之后，派考古人员前去挖掘，以发现的古代遗存来判定历史的疑案。这便是《圣经》考古不同于书斋中学问之处。要判断约书亚征服迦南是否确有其事，考古学家就直接去挖掘《旧约》记载发生过屠城的遗址。耶利哥（Jericho）是约书亚进入迦南之后攻下的第一座城，自然就成为考古学家的首选目标。
耶利哥城遗址耶利哥城的遗址，距离今天的杰里科约一公里。耶利哥的位置非常关键，它扼守约旦河渡口，从两河流域西行的多条商道汇集于此，所以耶利哥是连接两河流域和巴勒斯坦的要津。从十九世纪末开始，此地已有零星的考古挖掘展开。真正大规模的挖掘，始自英国考古学家加斯汤（John Garstang）。他从1930年开始，在耶利哥连续挖掘了六年。加斯汤采用当时《圣经》年代学的主流意见，认为约书亚的征服发生在公元前十五世纪末。而他发现位于考古地层的第四座城市，年代基本符合。这座城市有明显的毁灭痕迹。比如在靠近西城墙的房间里，遗留有大麦、燕麦和洋葱等食物，还有未烘培的面团，都已被烧焦。加斯汤推测，当地的日常生活因某种灾难而突然中断。在城中央有王宫的废墟，灰烬堆积到膝盖的高度。这里明显有纵火的迹象，因为被烧焦的木料多于正常量十倍，所以一定有人故意向火中投掷燃料。这些迹象都证明耶利哥最终被人故意烧毁，作为被焚烧的燔祭（holocaust）献给神灵，这与《约书亚记》的描写完全吻合（“众人就用火将城和其中所有的焚烧了”，6:24）。城毁之后，五百年之内没有复建，也对应《约书亚记》中“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诅咒”（6:26）这一句。所以，加斯汤认定，他挖掘出的古代城墙，就是《约书亚记》中坍塌的城墙，考古证据证明《圣经》记述完全符合历史真实。
加斯汤加斯汤的理论，当然是公众所乐于见到的结论。但不到二十年之后，又一位英国考古学家对耶利哥重新挖掘，否定了这位学术前辈的意见。这位重返耶利哥的学者是凯瑟琳·肯尼恩（Kathleen Kenyon, 1906-1977）。肯尼恩是她同代人中最杰出的考古学家，也是这个领域中最知名的女性学者。她生长于学术世家，是不折不扣的学二代。她从牛津毕业后，先后在非洲、中东和英国等多地持续参加考古挖掘。她长期主持第一线的田野考古，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实干家。
肯尼恩从1952年开始，六年期间，肯尼恩一直主持耶利哥的挖掘。这次挖掘的初衷，是为了验证加斯汤的结论。但最激动人心的发现，却是新石器时期的大量遗存，与约书亚征服一事无关。耶利哥的历史被推到公元前六千年，在当时算是人类最早的聚落，所以世界各大报纸纷纷以“世界最古城镇”为题，让肯尼恩和她的发现登上头版。而与《圣经》相关的挖掘，则令加斯汤和宗教界人士大为失望。肯尼恩采用了更科学的挖掘方法和更准确的断代，发现加斯汤对被毁城市的断代存在很大偏差。这座城市实际被焚毁的年代，要比加斯汤提出的时间还要早许多。上世纪五十年代，大部分学者倾向于认为约书亚征服发生在公元前1250至1230年期间，也就是公元前十三世纪后期。而肯尼恩发现，耶利哥从公元前十四世纪开始，就已经被毁，此后便无人在此定居。简要总结一下，肯尼恩发现，与约书亚时代最为接近的一次毁灭，实际发生在公元前十四世纪，此后耶利哥就被遗弃。也就是说，就算约书亚真地率军来到耶利哥，他会发现这里没有巍峨的城墙和坚固的城防，而只是一片废墟。
肯尼恩在考古现场肯尼恩的挖掘带来了反转。如果公元前1230年前后耶利哥根本就没有城池和居民，那么又何谈约书亚的“杀绝净尽”呢？事实上，二十世纪在巴勒斯坦多地的考古活动，已经可以让我们更加客观地看待正统的“武力征服说”。这里必须提一下美国考古学家威廉·迪佛（William Dever）。迪佛在巴勒斯坦从事田野考古长达四十多年，总是凭借最新的材料做最一线的研究。他退休之前主要发表专业论文，退休之后，开始系统著述，将考古最新的成果向公众做清晰、系统的梳理和介绍。由于他长期在第一线，所以对考古材料烂熟于胸，讲述起来底气十足。他在2003年出版《早期以色列人是谁？从何而来？》（Who Were the Early Israelites and Where Did They Come From?）一书，基于最新的发现，对古代以色列人所摧毁的迦南城市的遗址，做了一番盘点。在《圣经》记载曾发生过征战的四十余处地点，迪佛发现，竟然只有两三处遗址出现公元前十三世纪后期的毁灭迹象（见71页）。
《超越文本：考古学对古以色列和犹大的描述》在他最新的著作《超越文本：考古学对古以色列和犹大的描述》（Beyond the Texts : An Archaeological Portrait of Ancient Israel and Judah），迪佛再度列表，将《约书亚记》中曾经发生征战的地点全部列出，然后一一注明是否进行过现代考古挖掘、是否出现被毁的痕迹、以及根据考古研究所确定的被毁年代（184-185页）。根据这最新一轮的清点，《约书亚记》一卷中，共有三十四个地点曾被攻克或毁灭，但只有三四处有明显被破坏的痕迹，有可能被以色列人攻占。前面已经说过，耶利哥在公元前十三世纪后期，乃是一片废墟，无人居住。而也曾发生过屠城的艾城（Ai），根据考古研究，发现在公元前2300至1200年之间，完全被废弃，无城可屠。总之，在百分之九十的迦南城邑遗址中，没有任何毁灭和屠城的迹象。所有考古证据都指向一个结论：“武力征服说”没有证据，考古挖掘与《圣经》记述完全不能吻合。
在为数不多的几个例外中，夏琐（Hazor）一地最为耀眼。《约书亚记》前一半写攻伐，大量笔墨倾注在中部地区的耶利哥和艾城。第十一章开始写北方的战事。夏琐王耶宾（Jabin）风闻约书亚已攻陷迦南多地，于是联合北方诸国，组成联军，与以色列军鏖战。结果，按照圣经的固定说法，上帝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约书亚顺利击溃北方联军，击杀耶宾，攻克夏琐，将城中所有人“尽行杀灭”，放火将此城彻底焚毁。
夏琐的水系景观夏琐位于古代以色列北境，在加利利湖以北十五公里。此地和耶利哥一样，也是古代的战略要冲。由此向北，可达大马士革，折向东南，即可抵达两河流域。夏琐一地，在青铜时代中、晚期，是迦南举足轻重的城邑。比《圣经》更早的埃及文献中，就已提到这个地名。埃及曾出土一组祝诅文（the Excretion Texts），乃是公元前第二千年初期埃及人对迦南多地以及当地首领的诅咒语。这些咒语或书于泥碗之上，或刻写在泥人身上，然后埃及人再将泥碗和泥人砸碎，以交感巫术的方式，祝祷敌人的溃败。在这些祝诅文中已出现夏琐的名字，说明早在公元前第二千年初期，夏琐在埃及人眼中地位颇为重要，已够得上“被诅咒”的资格。
现代对夏琐遗址大规模的挖掘，始自以色列考古学家伊加尔·雅丁（Yigael Yadin，1917-1984）。雅丁是近代一位奇人，能文能武，曾担任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而后来以考古闻名于世。他最辉煌的业绩是挖掘了马萨达堡垒（Masada），后来这里变成以色列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雅丁从1955年开始，就在夏琐的遗址领导挖掘，历时六年。雅丁去世时，将夏琐考古的重任交托给本-托尔（Amnon Ben-Tor）。新一轮的夏琐考古于1990年启动，一直持续至今。
本-托尔如今的夏琐遗址，分为上城和下城两部分。所谓“上城”，建筑在高出地面四十米的小丘之上，建有宫室和神庙，是行政和祭祀中心。而“下城”，则指山丘下的居住区。考古学者发现，公元前1700年左右，夏琐上城已建有庙宇，发现动物骨骼以及小型祭器。与我们相关的是，在青铜时代晚期，这座城防异常坚固的城池确曾遭遇灭顶之灾。夏琐的宫殿被烈火焚毁，火势凶猛，温度估计可高达一千度，以至于将砖和陶器烧化。在被毁坏的考古地层，有两三米厚的沉积，包括灰烬、烧毁的砖块和木料，说明该城被彻底摧毁。在废墟中，发现十余座埃及雕像被捣毁。其中一座塑像，头部被利器砍掉，其他塑像的肢体都被故意损毁，而且身上有砍击的痕迹。古代的战胜者经常捣毁战败一方的神像，而夏琐的遗存显示该城经历过洗劫和充满仇恨的破坏，考古学家大都认为这很有可能是古代以色列人所为，时间在公元前1250至1230年之间。
夏琐的毁灭，迄今仍然有争议。其中比较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虽知道此城在约书亚时代被彻底焚毁，但是却不能确定进攻者的身份。有些学者采用排除法，将不可能进攻夏琐的军事力量清除，从而认为只有以色列人是最佳人选。但这离板上钉钉，还相距甚远。但是，令很多人略感欣慰的是，《约书亚记》至少没有完全杜撰夏琐的故事，至少证明夏琐一地所遭受的兵燹之祸，多多少少有一定历史依据。尽管如此，仅依靠夏琐和其他两三处的例外，无论如何也不足以改变整体的图景。按照迪佛的最新统计，在《约书亚记》中提到的所有被攻克的迦南城邑中，有高达百分之九十的遗址在公元前1250年之后的五十年中，没有任何毁于战火的痕迹。如果我们相信考古学的证据，则绝大多数的“杀绝净尽”在《约书亚记》宣称所描绘的那个时代中，根本未曾发生过。
其实，即使不看考古证据，如此大规模的“杀绝净尽”也很值得怀疑。在《约书亚记》后面的《士师记》中，我们在第一章就读到，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还在不断和迦南人交战。即使以色列后来愈发强盛，迦南人仍执意住在原来的村庄和城镇，没有被全部驱赶。这至少证明迦南人并没有被杀尽。将最少二万多平方公里之内的原住民斩尽杀绝，将迦南变成无人区，然后以色列人重建定居点，这实在有悖常理。事实上，很早就有学者认为，《约书亚记》和《士师记》分别保留了两个传统，一个是杀光本土的住民，一个则是新来民族与原住民共存，中间冲突不断。对《约书亚记》的怀疑，不必等到考古发现才能提出，对圣经的文本考证已经让我们无法完全相信这卷书的史料价值。而如今，考古证据更加干净利落地击破了“武力征服说”，因为我们完全看不到以色列人大规模协同作战、在迦南全境战无不胜的场景。虽然局部地区确曾出现毁灭的迹象，但像夏琐这样的例外，数量少之又少，不足以翻案。
《士师记》二十世纪的考古发掘，基本证实《约书亚记》的记述不符合历史真实，这也导致绝大多数学者已经弃用“征服模式”。要探索古代以色列的起源，就必须另立新说。篇幅所限，这里只简要提一下两种理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已有德国学者认为，早期以色列人并非武力入侵，而是“和平渗透”。以色列人的先祖本是游牧民族，四处迁徙，居无定所。他们最初在约旦河东岸活动，每年定期渡河寻找草场和水源，后来才逐渐移居西岸。以色列人作为外来移民，先占据高地，然后再以和平方式逐渐渗透进平原地区。此说的优点，在于与《创世记》中很多有关游牧和部落制的记载吻合，而且也避开了杀气腾腾的描写。另一个二十世纪曾流行的理论，是所谓“农民暴动说”。逃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原本不是一个单独的民族，而是由逃亡者组建的团体，由于共同崇拜给他们带来解放的亚威神（旧译为“耶和华”），从而结成一体。他们又与当地不满现实的底层迦南民众联合，出于社会政治原因，掀起暴动，反抗迦南城邦的体制。这两种假说侧重点不同，但共同之处在于否定《约书亚记》所记的大规模杀戮为真实历史事件。
既然“杀绝净尽”不曾发生过，那么《约书亚记》的编者为何要虚构出这样大规模的屠杀情景？将摩西的继任者、踏上应许之地的以色列领袖，描画成冷酷、嗜血的将领，将不曾发生过的杀戮作为赫赫战功写入以色列古史，有何意义？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圣经》编辑者将后世的历史情境或者民族情绪，经过铺陈和想象，投射到更早的历史阶段。有不少学者认为犹大国王约西亚（Josiah）在公元前621年开启的宗教改革，很可能是屠城观念兴起的契机。根据《列王记下》的记载，约西亚在位第十八年，在圣殿中发现佚失已久的律法书，于是决意毁弃亚威崇拜之外的所有传统宗教祭祀。将亚威宗教与迦南传统宗教之间的冲突，构想成不可调和的殊死决战，这样的心态很可能加剧了以色列人对迦南人的极端仇视，为构建文本中的杀戮提供了灵感。另有学者持更加极端的看法，比如以色列著名考古学家芬克斯坦（Israel Finkelstein），他将“杀绝净尽”一事的起源定在更晚的时代。公元前586年，犹大国被新巴比伦王国灭掉，以色列大批精英被强制迁到巴比伦，史称“流散时期”。亡国的屈辱，背井离乡的凄楚，混合着沮丧、失意、愤恨，便形成对外族的极度仇视，而此种仇外情绪又以想象的方式被写进民族更早的历史阶段。在想象中，以色列的先民曾经对自己的仇敌大杀大砍、斩尽杀绝，这或许给公元前六世纪的遗民带来心理上的慰藉和补偿。总之，这些解释都试图找到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在这个时刻，以色列人需要培植和宣扬一种残酷无情的战争观。然后，《圣经》编纂者就将公元前七世纪或六世纪的愤懑，倾泻进记载公元前十三世纪战争的早期史中。
犹大国王约西亚在聆听律法书《旧约》中“杀绝净尽”一事，既关乎《圣经》解释史和接受史，也关乎历史学和考古学。正是依赖考古学，我们才可能对《约书亚记》所记事件之真伪做出评判。而得出的结论，会让很多人感到悲喜交集。对力主《圣经》记述无谬误的人来说，可悲之处在于：历史上并不存在大规模的军事征服，《约书亚记》的记述被证伪，《圣经》或者夸大了局部的冲突，或者将后世的历史和情怀投射到更古的时代。而可喜的是，曾让廷德尔、潘恩怒火中烧的那些残酷杀戮，让奥利金以寓意解经法来稀释和虚拟化的那些“杀绝净尽”，竟然根本没有发生过。拜考古学之赐，上帝和《圣经》人物都不必再背负残忍好杀的罪名，基督教历代的护法也终于可以含笑九泉。只是我们不要忘了，即使考古学以最直观、最简洁的方式剥夺了《圣经》部分内容的历史真实，但“杀绝净尽”所树立的先例和圣战模式，却已然在历史上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考古学可以证明在《旧约》历史上，约旦河西岸无战事，但后续历史中已经发生过的那些残杀，恰恰就是从这些虚构的屠城中得到了启示和榜样。这时，我们能做的就是两件事：接受考古学的结论，不再坚持《约书亚记》中的屠杀为历史真实，同时也需继续检讨《圣经》文本中想象出的屠城，又是如何导致后世出现了真实的、血淋淋的“杀绝净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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