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嗯，这个很可疑的，古代人虽然不重视妇女，怎么也得对自己的骨肉有所怜惜

早先王安石变法也惹了不少人，失势的人作传说他肮脏邋遢，常年不洗澡，还有很多怪癖

赢政统一了六国，六国的流亡贵族和后代（包括太史公）就写他妈妈如何和太监私通

曹操的儿子灭了汉家正统，曹操就被写成了和儿子聚you

孰是孰非，who kn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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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信子究系什么关系

南江秀一

   《书城杂志》陆续转来一些读者来信，要我谈谈鲁迅与羽太信子的关系。大
家都己知道，鲁迅与周作人兄弟之情断裂，是鲁迅和羽太信子的矛盾引起的。鲁
迅和羽太信子之间到底有过什么样的关系呢？一些学者和非学者己作了种种猜测，
而到目前为止，他们猜测的唯一根据，是周作人致鲁迅的决裂信。为便于说明问
题，且把这封决裂信的全文抄录于下：

    鲁迅先生：
    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
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
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
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从这封信看，周作人是昨天(1923年7月17日)突然知道了—件“过去的事”，
才写这封绝交信的。“基督徒”常被认为是忍辱负重的人，所谓“打他的左颊，
会把右颊伸过去”。不是基督徒，就是说不是那种忍辱负重的人。那么，“过去
的事”，在周作人看来，有辱于他，他是决不能接受的。“蔷薇的梦”似指过去
设想兄弟怡怡的大家庭生活长期存在下去，这件“过去的事”，证明那设想的
“虚幻”。现在所看到所醒悟的，或许才是“真的人生”。因此，他要改变过去
的想法，开始新的不再是蔷薇梦式的生活，意即必须与鲁迅分手。当时周氏一家
在八道湾十一号，周作人、羽太信子及子女住后院，母亲住中院，鲁迅和朱安住
最南面的前院。不许鲁迅再到后院去，并请他“自重”，不但再次宣布与鲁迅决
裂，而且要求鲁迅不再和羽太信子有任何接触。那么，“过去的事”，也就是鲁
迅和羽太信子之间有什么纠葛的事。而这件事，只可能是羽太信子于7月17日告
诉周作人的。

    这件“过去的事”，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呢？周氏一家，不论是周作人一
边的人，还是鲁迅一边的人，都守口如瓶，讳莫如深。外界的人，对于鲁迅周作
人决裂的原因，纷纷猜测，也莫衷一是。鲁迅逝世后，郁达夫于1938年写的《回
忆鲁迅》中，对此事透露了一些说法。他说：“据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
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
失敬之处。”凤举，即张凤举，当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周作人的好友。他透
露的消息，大概有点来头。新中国成立后，鲁迅成了圣人，而且越来越神圣，兄
弟之情的断裂已被说成完全是政治思想上的分歧，至于鲁迅和羽太信子的关系，
连最有名气的《鲁迅年谱》和《鲁迅传》都避而不谈，成了鲁迅研究中的禁区。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初。

    越是划为禁区，人们不免越是要窃窃私语。与其让人窃窃私语，倒不如把事
情真相弄明白，才不致损伤鲁迅的真实的形象。1980年出版的《鲁迅研究资料》
第4辑，第一次公布了周作人给鲁迅的那封决裂信，后来我在《文艺报》上看到
倪墨炎君的《兄弟之情断裂》一文，认为鲁迅和羽太信子的矛盾是家庭经济问题
引起的。全家搬入八道湾后，由信子当家。当时周作人是北大教授，又在几所学
校兼课，每月收入在500元以上；鲁迅本工资每月300元，又有几所学校兼课收入。
兄弟俩留下自己买书等的零花钱，每月交到信子那里总在600元以上吧。房租是
不用付的。全家十一口，两名长雇佣工。人口虽多，但如安排得当，生活可以相
当富裕，还可有点积余。信子用钱却不尚节俭，只图眼前，不但月月用完，还常
常入不敷出。钱不够用，就要鲁迅去筹划，周作人是不管的。鲁迅只好借债，不
断地还了老债，又借新债。这在鲁迅日记中都有记载。在这种情况下，鲁迅难免
有一些要注意节俭的话，矛盾就此而起。这类矛盾周作人是不介入的。及至信子
“告知”了“过去的事”，才导致周作人写那封决裂信。但倪氏的那篇文章，对
于鲁迅和羽太信子的关系没有进一步探究。这之后，谈论鲁迅和羽太信子关系的
文章逐渐多起来了，产生了种种猜测。

    在种种猜测中，最捕风捉影、迹近造谣中伤者，要算千家驹。千家驹在香港
发表文章，断言鲁迅和羽太信子原是夫妇。根据是《鲁迅日记》中记有“寄羽太
家信”，“既称羽太为‘家信’，又经常寄款，可见羽太与鲁迅的关系不是一般
的关系而是夫妇的关系”。其实，鲁迅从1912年起，一个人在北京工作，要不断
向绍兴老家寄钱。而住在绍兴老家的周作人、羽太信子要不断向日本羽太家(有
父母兄弟)有所接济。周作人和信子要求鲁迅直接从北京给日本羽太家寄钱，免
得钱寄到绍兴再寄回日本，多费手续和邮费。有时周作人还从绍兴寄小包到北京，
要鲁迅转寄日本，大概因为北京有日本邮局，寄递较为方便。因此，鲁迅日记中
不断有往日本邮局“寄羽太家信”或“寄羽太氏信”的记载。千家驹置“寄羽太
氏信”于不顾，又把寄“羽太家”的信，读成寄羽太的“家信”，实在是出奇的
高明。在绍兴的羽太信子常在周作人给鲁迅的信上附笔问好，或一起署名，或附
上短笺，因而鲁迅日记中常记有“得二弟及二弟妇信”。复信的情况也相似，鲁
迅日记中就记为“寄二弟及二弟妇信”。1917年4月周作人到北京后，羽太信子
有时就直接给鲁迅写信，鲁迅就记为：“得二弟妇信”或“得信子信”。鲁迅的
复信多数与给二弟的信寄在—起，“寄二弟及二弟妇信”，也有少数单独寄信子
的，“寄二弟妇信”。这些信件往来，鲁迅从不称为“家信”。从1912年5月鲁
迅到北京，至1919年8月羽太信子到北京，这期间羽太信子在周作人或周建人给
鲁迅的信上附笔或附笺25封，单独给鲁迅写信28封，其中20封集中在周作人到北
京后生病期间，鲁迅在给周作人或周建人信时为信子附笔附笺36封，单独给信子
写信3封(都在1917年周作人到京后)。从这种书信往来情况看，鲁迅和信子之间
也没有什么特殊关系。千家驹既没有弄清羽太信子1912年以后是在日本还是在绍
兴，也没有弄清1912年周作人和信子结婚已四年，就凭鲁迅日记中有“寄羽太家
信”字样，骤然论断“鲁迅和羽太信子是夫妇”，其假设之大胆，论证之虚妄，
实在令人惊叹！

    鲁迅和羽太信子任何时候都没有成为夫妇，但他们是否有过性关系呢？这是
更多的人所怀疑的。《书城杂志》编辑部转来一封读者来信说：“当时留学生和
下女发生性关系是很普遍的。鲁迅当年正在青春期，和下女羽太信子发生关系的
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后来他在绍兴结了婚，周作人来日本时就把信子介绍了给他。
到 1923年信子和鲁迅因家庭经济问题矛盾尖锐时，她就说出了这个底细。这就
是周作人在决裂信中说的‘过去的事’，他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但是在我看来，
这种说法也是经不起推敲的。

    鲁迅并非在周作人到日本之前就认识羽太信子的。1906年夏，鲁迅应母之召
回绍兴结婚，婚后几天，就和办好了留学手续的周作人一起到了东京，住进鲁迅
原来居住的本乡区汤岛二丁目的伏见馆。这是中等偏下的下宿，兄弟俩一起住在
一间房间里。1907年春，兄弟俩迁居本乡区东竹町的中越馆，离伏见馆不远。他
们租了两间房，较宽畅，但伙食不好。1908年4月，许寿裳找到了本乡区西片町
十番地吕字七号的房子，原是著名作家夏目漱石居住之地，硬拉鲁迅周作人—起
去住，还有另外两个留学生，共五人，称为“伍舍”。在这里鲁迅和周作人同时
认识了脸盘圆圆、做事利索的贫穷姑娘羽太信子。她不是下女，而是为住客们办
理伙食的类似小厨娘那样的角色。不久，这位姑娘对住客中最年轻的周作人似乎
特别好感，两人就慢慢地亲近起来。这里房间清洁，庭园广宽，花木茂盛，但房
饭钱很贵。在这里住了不到十个月，1908年冬，周氏兄弟和许寿裳迁居到了西片
町十番地丙字十九号。羽太信子继续为他们办理饭食。过了两个多月，周作人就
向鲁迅提出要和羽太信子结婚，鲁迅表示并不反对。

    1909年春，许寿裳打算回国任教，鲁迅对他说：“你回国很好，我也只能回
国去，因为起孟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
1909年6月，周作人与羽太信子结婚，婚后仍住在丙字十九号内。同年8月，鲁迅
归国工作。鲁迅周作人同时认识羽太信子，几个月后，周作人就与她明确了婚姻
关系，又过半年多，两人就正式结婚。这样的恋爱进度，不可能有鲁迅插足的余
地，更不可能信子先与鲁迅发生关系，然后再由鲁迅介绍给周作人。那位《书城
杂志》的读者的来信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恐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猜想罢了。

    那么，周作人决裂信中所说的“过去的事”，也就是“昨日”羽太信子向他
“告发”的是件什么事呢？笔者认为羽太信子不可能“告发”鲁迅曾和她有过性
关系。要是这样无中生有地“告发”鲁迅，不也就无中生有地“告发”了她自己
吗？这里还有一些旁证。周建人曾和羽太芳子结婚，后感情破裂，周建人在上海
与王蕴如结合。鲁迅曾和朱安结婚，也因感情不合，在上海与许广平结合。羽太
信子就常在周作人面前冷嘲热骂，说他的兄弟多妻，因而周作人也靠不住，甚至
怀疑他1934年7月去日本探亲时(羽太信子同去)有外遇。直到晚年，信子还唠唠
叨叨的有这类指责，引起周作人的不快。这件事却也从旁反映了：如果羽太信子
“告发”过她与鲁迅有过性关系，她还有什么资格去冷嘲热讽什么“兄弟多妻”
呢？她还有什么资格去怀疑指责周作人有“外遇”呢？因此，羽太信子的“告发”
必然是：鲁迅曾怎样对她别有企图而遭到了她的严词拒绝。即所谓对她有“失敬
之处”。这当然也是周作人所不能容忍的。再有一个旁证。在兄弟之情断裂后，
鲁迅离开八道湾，在砖塔胡同找到了临时居住处，就去八道湾搬取还留在那里的
东西，不料周作人夫妇大打出手。1924年6月11日《鲁迅日记》记有这么一段：

    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
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
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这当众宣布鲁迅的“罪状”，必然是鲁迅怎样的别有企图，怎样的想得到她，
怎样的下流，所以“多秽语”，但不可能是鲁迅曾怎么与她发生性关系，否则，
“凡捏造未圆处”，周作人怎么“救正之”呢？总之，有些人猜想羽太信子曾向
周作人“告发”了鲁迅和她有过性关系，是既没有根据又不合情理的。

    那么，鲁迅对羽太信子是否可能“别有企图”呢？在没有任何对证的情况下，
这还得看鲁迅的一贯为人。鲁迅在大家庭中的作风是严正庄重，对弟弟和弟妇们
是关怀爱护，肯负责任。他不是那种轻佻浮躁或风流浪漫的人。前面谈到，信子
单独给他写信，他的复信大都附在给周作人或周建人的信中；芳子也给他写过不
少信，他的复信也是附在给周作人或周建人的信中。这说明他很注意伦理关系。
周作人夫妇与他闹翻后，家人们几乎都站在他的一边。母亲不用说了，她坚持要
和鲁迅生活在一起。周建人在上海立即给鲁迅来信，后来他和鲁迅一致认为：周
作人已“昏”到成为信子的奴才。朱安信任丈夫，她要求和鲁迅—起搬出去住。
芳子很快就向鲁迅借钱，她不去向姐姐信子借，却向鲁迅借。芳子生病住医院，
鲁迅即去医院看她。周建人的学生许羡苏原住八道湾，住宿学校后，星期天她却
常到鲁迅这边来了。这都说明了家人们对鲁迅的信任和尊重。从中也可见鲁迅平
时的为人。他们当然都知道信子说了鲁迅什么，但他们心里是是非分明的。

    不久前中国大陆有一种说法：羽太信子的气质是神经质的，有时甚至要发癔
病。在家庭里，鲁迅对妻子冷淡，而常用日语与信子谈天，信子以为鲁迅对自己
特别热情。到北京八道湾，母亲提出不当家，朱安不能当家，鲁迅就让信子当家，
信子也以为是鲁迅特别抬举。久而久之，她就以为鲁迅对她有意。后来矛盾爆发，
她就把日积月累的内心的想法作为客观事实“告发”了出来，甚至把鲁迅的正常
接近认为是“对她不敬”。这说法，虽属臆测，但也可聊供参考。

    1994年6月22日为答《书城》杂志读者而作。

   （肖毛扫校自《书城》杂志199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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